主持人 林建法/赵慧平 郁达夫曾说，一九二八年鲁迅主编《奔流》的时候，是其精神的过渡期。这是对的。①鲁迅最初在杂志上刊载郁达夫所译的屠格涅夫的讲演《哈姆莱特与唐吉诃德》，讨论的是知识分子的话题。接着陆续发表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关于苏俄文艺批评的对话，都颇有深意。这是他对红色俄国的文学批评观的大规模的接触。这些主观的、并不系统的理论，给鲁迅诸多的惊异，也促使他去寻找更多的相关著作。他从日文版的著作里发现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资源，加之新俄作家的一些作品。这些带有刺激性的文本，对他是一种提示，似乎也切中了中国文坛的某些要害。从那时候开始，他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文章，在取向上与先前略有变化，早期虚无的、绝望的意象减少了，社会学的因素在文章里占了相当的比例。 刺激鲁迅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有多个因素。其一是他心仪的反抗文学的发祥地俄国，何以罩上共产主义的光环，需细心解之方可明白；其二是攻击自己最厉害、最有杀伤力的是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他颇想理解其间的隐秘；其三，自己最厌恶的政权何以那么畏惧俄国的革命，以致无数可爱的青年被暗暗地杀戮，这都使他开始潜心于翻译之中，想从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寻找答案；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他在解决自己矛盾、困苦的问题时，俄国传来的批评的声音，真的刺激了他。日本、德国的资源似乎都不及俄国的有力量感。而那时候日本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兴趣，也引起了他的好奇心。日本知识分子借助俄国批评界的资源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唤起了他对中国本土问题的另一种思考。 稍早几年，他接触《苏俄文艺论战》的材料的时候，对那些不同视角的存在发生过兴趣。那些人对事物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在争论中，许多问题才渐渐清晰起来，有了另类的意味。后来，在读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后，他才对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有了别样的认识。这些从尼采、克尔凯廓尔等人的著述中没有碰到的问题，竟从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 托洛茨基的理论，一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一部分还保留了别林斯基时代的痕迹。他解析勃洛克的文字，现实的批判性因素外，还有温和的诗学的鉴赏精神。对于身在旧的营垒，而思想却进入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包容的态度，其间也不乏理解的同情。这使鲁迅既感到温暖，又体味到从旧营垒走向新大陆的快慰。后来，他与普列汉诺夫相遇的时候，类似的感受就更强烈了。 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是混杂的，并不像列宁思想那么泾渭分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态度复杂，但后来的批评家都无法绕过他。鲁迅所以接触他，乃希望了解唯物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即原理性的文本。在俄国革命后，列宁批判过这位哲学家，但也没有全部否定其精神价值。瞿秋白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一文中，介绍过列宁的观点，他自己对这位俄国思想者，毁誉参半。瞿秋白说： 列宁说过：“如果不研究——而且正是不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一切哲学著作，那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籍之中的最好的著作”。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论文“应当成为共产主义的必修的教科书”。这里，列宁特别着重地指出“研究”这个字眼。我们应当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研究普列汉诺夫的遗产，而不是盲从，更不是把他一笔勾销，认为他是纯粹的孟塞维克的文艺理论家。问题不在于他是纯粹的孟塞维克的学者；问题在于他在哲学方面不是充分的辩证法的唯物论者。② 鲁迅对共产党人的这个态度是了解的。他从一个过渡的学者那里寻找问题意识，而不是从列宁那里寻找理论的答案，大概恰因为自己也是过渡中人。对进行中的问题进行打量，符合鲁迅的思想。他对完成式的结论，一直不感兴趣。而那时候的俄国文化，也是在摸索的阶段。这种没有定型的摸索式的思考，与鲁迅的渴求是有重合的地方的。 普列汉诺夫对文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带有诗意的痕迹。他身上的古典哲学气息和革命性的理念，对鲁迅来说不无趣味。普列汉诺夫谈艺术现象，在感性画面后的顿悟里，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对艺术隐秘的解析。不那么正襟危坐，精神的开阔，是过去艺术理论家少有的。至少鲁迅没有看到过如此诗意又如此现实的笔墨，这位俄国思想家的思想是成长的思想，是在一种进行时里。那些远离教条的问题意识，无疑刺激了鲁迅的思想。在《艺术论》里，普列汉诺夫的精神是从苦难里寻找的精神，没有丝毫的道德惬意和霸气。这是探索的意识，不是炫耀的思想。需要看到的是，普列汉诺夫看到了艺术的复杂性，比进化论者表现出更多维的视角。而这，是鲁迅先前没有过的认知模式。 俄国人的批评常常是道德主义的演说，别林斯基就不相信政治，认为唯有道德与教育可以济世。③可是后来俄国文人何以那么热衷政治，难道是要解决道德里的盲点么？苏联成立初期的文学论争是吸引鲁迅眼光的，《文艺政策》就讨论文学的各种可能。鲁迅知道，革命的理论，不是预设的，而是摸索的产物，且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这结果是早先不关心政治的文人成为政治的推动者。托洛茨基与布哈林对新兴国家文学理念从无到有的不同思路，恰是鲁迅要思考的。在苏联建国初期的思想交锋里，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怎样看待旧的遗产，都在马克思主义文献里没有讨论过。鲁迅由此知道，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时，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他们要依靠马克思或者非马克思的资源来考虑问题。结论性的概念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一旦建立起概念的时候，不是思想的结束，应是面对另一个陌生的存在的参照，历史永远都是在一个进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