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派对于后理论时代的借鉴价值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燕春,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哈尔滨 150000)

原文出处: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新批评派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之一,在中西学界都曾经形成了持久的冲击,其影响至今犹存。鉴于此,本文力求揭示该派的理论观念与批评实绩在后理论时代所具有的当下意义,基于文学理论的合法性、理论取向的嬗变性、理论旅行的可能性、比较诗学的可行性以及理论与批评的关联性等层面具体阐释该派对于目前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研究格局建构的诸种借鉴价值。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9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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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9)02-0137-04

      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演变及其未来走向是中西学界颇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客观地说,值此文学理论与批评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由于相关问题尚处于发展态势,目前的确难以对此进行准确的界定或明晰的预测,因而在此不宜妄下论断。然而,毋庸讳言,尽管对于后理论时代而言,英、美新批评派(简称“新批评派”)的诸种著述并非新作,其理论观念与批评范式的确业已失势,但是,该派的诸种学术实绩已经渗透到文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与领域。

      综观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历程,俄国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接受理论、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诸种派别,都与新批评派在多重层面存在着契合与差异等复杂关系。上世纪60年代,新批评派逐渐式微,其时的西方理论与批评领域呈现出诸种态势:一方面,该派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策略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了丰厚而卓越的文本研究范例,从而成为其后诸种文论流派得以发展的先在条件与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该派长期处于雄踞地位,并且暴露出诸种弊端,后续学者开始寻求突破之维。由此,在重审该派的诸种贡献与局限的基础之上,其后的相关研究呈现出承继与超越并存的发展趋势。由此可见,新批评派继往开来,其诸种理论观念与实践范例业已深植于西方学界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并且与其后相继出现的诸种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借异而识同,借无而得有,从而共同建构了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的独特景观。

      鉴于此,本文力求揭示该派的理论观念与批评实绩在后理论时代所具有的强烈当代性,基于文学理论的合法性、理论取向的嬗变性、理论旅行的可能性、比较诗学的可行性以及理论与批评的关联性等层面部分具体阐释该派对于目前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研究格局建构的诸种借鉴意义。

      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

      新世纪以来,对于理论予以反抗与颠覆的学术事件屡见不鲜,质疑文学理论的学科合法性以及相关论说可谓不胜枚举。此种学术风潮的兴起是以一系列现象与事件为标志的。首先,2002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被撤销,至此文化理论的鼎盛时代成为历史;其次,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些理论大师相继离世:2003年,爱德华·萨义德与世长辞;2004年,雅克·德里达驾鹤西去;保罗·利科也于2005年逝去。诸多理论大师的退场无疑促发了“理论热”的消解。再者,上述学界动向在文学理论界引发了数次轩然大波,尼尔·路西的《理论之死》、《批评之死》与《历史之死》,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以及阿曼达·安德森的《我们现在争论的方式》等著述与论文也相继问世。由此,不仅“理论终结论”、“批评终结论”等论调分别登场,而且诸如“后理论时代”、“后批评时代”等广涉诸种理论与实践取向的激烈论争频繁交锋。

      基于此,重新确定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业已刻不容缓。理论或批评理论是否的确没有存在的必要,对此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如果说文学理论的确需要重新定位,那么,相关的中心终结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若就此认定文学理论与批评必将由危机走向消亡,那么,此种结论的确是值得商榷的。由此,文学理论与批评应该何去何从,似乎成了目前难以回答的一个难题。然而,面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所出现的诸种机遇与挑战,如何予以正确的认识与明智的回答,是相关领域学者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与之相应,正视文学理论的危机、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是时下相关研究的当务之急。具体而言,一方面,每一种文学理论派别的产生都以其合理的逻辑起点、新颖的观念体系与独特的建构模式从不同层面实现了对于此前固有理论的超越,尽管其中不乏片面或偏颇,但是的确具有其合理性与适用性,从而为后学提供了富于独创性的视角与方法;另一方面,相对而言,近期的文学理论界并未出现具有震撼力的扛鼎之作,由此理论的衰竭与退缩使之无法应对当下的诸种现象或问题。

      以新批评派对于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言,该派诸位饱学之士凭借超凡的才情与完善的知识结构为学且厚积薄发,构筑了系统、深邃而又卓远的理论空间,并且促进了一系列学术增长点的生成。该派的瑞恰兹、燕卜荪、利维斯、韦勒克以及沃伦等学者都为文学理论研究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们的研究实绩的可圈可点之处甚多。首先,该派针对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本质、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具体而言,一方面,该派对于文学性与审美性的倚重,就纠正目前文学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泛文化趋向而言,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该派所采取的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比较文化为手段、跨而不泛地逐步深化的操作策略,对于当下学界重新审视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的适用限度,谨防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本体的逃逸,既向文化层面延伸又抵制泛文化倾向,既寻找出路又纠偏正误,从而真正把握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张力之所在等研究策略与路径,无疑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次,该派凭借对于“隐喻”、“复义”、“张力”、“悖论”与“反讽”等理论与批评范畴的梳理与阐释揭示了文学语言的诸种特征。目前,该派对于上述术语的研究业已为后学所承续,进而广涉语言学、文学理论、哲学、政治学、心理学与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由此,在当下的诸种理论抉择之中,该派作为筚路蓝缕的先行者,其诸种富于原创性的理论建构揭示了文学研究领域所存在的多重可能性,并且的确经受住了学术发展历程之中的诸种蜕变与考验而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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