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

      一

      以质疑原创性和作者权威为出发点的互文性概念，其本身的“著作权”问题却是少见地无可争议，几乎人人都承认它的发明者是法国批评家克里斯特瓦。1966-1968年间，克里斯特瓦先后在《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封闭的文本》和《文本的结构化问题》这三篇论文中使用了一个由她自己根据几个最常用的法语词缀和词根拼合而成的新词——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并以多种方式给以定义：

      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注：Julia Kristeva,《Bakthine,le mot,le dialogue et le roman》,Sèméitikè.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Paris,Seuil,1969,p.146.）

      我们把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这种文本互动作用叫做互文性。对于认识主体而言，互文性概念将提示一个文本阅读历史、嵌入历史的方式。在一个确定文本中，互文性的具体实现模式将提供一种文本结构的基本特征（“社会的”、“审美的”特征）。（注：Julia Kristeva,《Problèmes de la structuration du texte》,Théorie d'ensemble,Paris,Seuil,1968,p.311.）

      文本是一种文本置换，是一种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注：Julia Kristeva,《Le texte clos》,Sèm éi tikè.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1969,p.113.）

      这三篇论文是互文性概念的原始出处。其中第一篇文章尤其为学术界所熟悉，因为它在提出互文性理论的同时，也首次向西方批评界介绍了俄国文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按照托多罗夫的说法，“互文性”一词其实就是巴赫金“对话主义”的法文翻版。不过，正如克里斯特瓦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她发表这篇论文，并不仅仅是为了介绍巴赫金，而是为了“从中抽取出一个与当前最先进的理论研究相吻合的内核”，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法国的“尖端研究”。（注：Julia Kristeva,《Une poétique ruinée》,préface a la traduction francaise de La poétique de Dostoevski de Bakhtine[1970],Paris,Seuil,coll.《Points》,1998,p.11.）

      她所说的“尖端研究”指的是围绕着《如是》杂志和“如是”理论研究小组而展开的文学探索。《如是》杂志由先锋派作家索莱尔斯创办于1960年（1983年起更名为《无限》），经过多次内部重组，逐渐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知识界树立起了一种理论造反派的形象。他们的文章大多带有战斗性和极端性，并且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他们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到文学理论中，要在文学领域闹革命；他们像兰波、马拉美等现代性诗人那样深信，只有通过语言革命才能真正改造世界。“如是”小组的理论探索伴随着1968年法国的社会动荡和5月风暴达到高峰，并以同年出版的集体论文集《整体理论》作为标志。克里斯特瓦于1966年从保加利亚移居法国之后，迅速成为该小组的核心成员。她的互文性概念便是在《整体理论》中被正式推出的，该书所表达的符号批判思想和主体批判思想构成了这个概念的直接理论语境。

      《整体理论》收入福柯、德里达、巴尔特、索莱尔斯、克里斯特瓦等人撰写的论文，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理论梦想，一般被看作是“如是”小组的集体宣言，也有保守派人士斥之为“理论恐怖主义”。文集作者的意图是对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出现在西方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进行一次系统清点和总结，并通过这次统一的思想行动，“发动一场全面的颠覆”。（注：Philippe Sollers, préface à la rééditioa de Théorie　d'ensemble,Paris,Seuil,coll.《Points》,1980,p.7.）收入其中的文章包括福柯的《距离、面貌、起源》、巴尔特的《戏剧、诗、小说》、德里达的《延异》、索莱尔斯的《写作与革命》、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批判的科学和／或科学的批判》、《文本的结构化问题》等。这些文章从哲学、文学、语言学等不同的领域出发共同走向了对“结构”、“符号”、“意义”、“主体”等“神学范畴”的彻底质疑。就哲学而言，便是用“书写”、“差异”、“延异”的概念来颠覆以“语音的在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厦；就文学而言，便是反对传统的表现论和再现论，同时试图“超越字面的、形式的或结构的东西”，（注：Théorie d'ensemble [1968],Paris,Seuil,coll.《Points》,1980,p.9）即超越结构主义的文学观和批评方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把握文学的本质。“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与这种超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努力密不可分。在这种理论背景中，“互文性”与“书写”（或译为“写作”）、“生产”等概念相结合，成为一种批判武器，并直接支持了巴尔特同时期提出的“作者死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