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09)04-093-096 皮埃尔·马舍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的弟子，也是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派的中坚力量，其《文学生产理论》以及《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与埃蒂安纳·巴利巴尔合作)就是在阿尔都塞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如果说《文学生产理论》由于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上的形式主义特征而还算不上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那么，写于1968年之后的《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则在一定程度上“与形式主义彻底决裂”[1]，代表了阿尔都塞学派的文艺理论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马舍雷作为重要的西马理论家，又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无法割裂的理论血缘关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血缘关系，马舍雷在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外发现了自己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某种程度上的亲和性。如果说，毛泽东的《矛盾论》成为阿尔都塞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时提出的“多元决定论”的重要理论来源，那么，与《矛盾论》同一时期写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成为马舍雷文学观点的重要理论资源。显然，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法国本土化表现之一的马舍雷文学观念之间逻辑地存在着可以沟通的渠道，那么，二者沟通的结合点在什么地方？其间又表现出怎样的位移乃至错位？蕴含着怎样的启示？ 整体而言，马舍雷继承并具体化了阿尔都塞的基本思路，同时又有所修正。在他看来，文学的意识形态问题与文学的阶级立场有关，只要能够分析文学以及作为文学生产的产品的文本之中的阶级立场的性质和表达，也就等于能够界定和认识文学的意识形态模式，“但这意味着必须根据关于文学效果的历史的一种理论来提出问题，清楚地表明它们与物质基础的关系的基本因素，它们的进步，和它们颇具倾向性的改造。”为此，马舍雷找到了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关键范畴——“反映”。他认为，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的论述，还是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论文学和艺术的命题都是从这个基本范畴出发的，文学被视为对于客观现实的物质反映，并因此而成为一种历史现实，“因此，充分理解这个范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关键”。作为对这一问题的论证，马舍雷引证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进行了阐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写道：‘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反映的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提供一个文学现实的指数。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神秘‘创造’的产物，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不是一种‘想像的’活动，尽管产生想像性效果，但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物质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产物’。”[2](P41-42) 马舍雷进而认为，正是反映论的观念将“文学刻写在真实社会实践的复杂而确定的系统之中：文学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内部若干观念形态之一，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相对应，这些社会生产关系都是历史地确定和改造的，并历史地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相联系。”为了澄清对于马克思主义反映范畴的普遍误解，马舍雷又援引了多米尼克·勒古尔的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范畴包括综合在一个构成性秩序之中的两个联系表述的命题：一是反映的客观性，二是反映的准确性。如此，对于“文学是什么”的考察则被置换为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与文学生产的考察，这与《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开宗明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核心问题的概括是一致的：“(1)如何解释‘艺术’和‘审美’效果的特定意识形态模式。(2)如何分析和解释作者的阶级立场，或更具体地说，分析和解释‘文学文本’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的阶级立场。”[2](P42、40)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问题概括为审美效果和意识形态关系以及作者和文本的阶级立场问题，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文学观念基本一致。实际上，所谓文学反映论问题，其核心正在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将文学视为“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内部若干观念形态之一”就是将文学视为“物质过程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讲的“文学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产物”。 马舍雷的引文源自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设问：“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对于这个设问的回答，毛泽东接着肯定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揭示了文艺的根源，那就是，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艺术反映的客观基础，是一切文艺的唯一源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对文艺创造中“源”和“流”的关系进行了正确阐述。将社会生活作为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并不等于否定文艺创作的能动性，“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虽然与文学艺术一样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3](P861)毛泽东从生活美与艺术美的比较中，深刻阐明了文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思想，这就使“文学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表述走向辩证。 那么，下一步的追问必然就是：文学是如何反映社会生活呢？毛泽东写道：“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任务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3](P861)毛泽东的回答显然深入到了文艺创作的规律层面：首先，从生活美到艺术美的过程是一个典型化的过程，典型化是生活向艺术转化的关键环节，是创作能动性的重要体现；其次，文艺反映绝不是机械反映，而是将生活中“平淡”的东西艺术化为“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东西；再次，文学反映具有社会实践性，它不仅仅是以极强的感染力在思想精神和情感上惊醒人，感奋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赋予他们改造现实的冲动和动力，这就将文本的审美效果与读者的接受紧密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