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与历史氛围

——真、现实主义、所指

作 者:
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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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上海文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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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迄今为止,“现代”仍然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字眼。无论是人格、艺术还是工业产值、国防力量,“现代”都代表了一批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当然,从古典、传统进入现代,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转移。历史学家认为,19世纪的中国开启了现代历史阶段,〔1 〕农业文明的尾声与工业文明的曙光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交接。在文化维面上,五四时期是一个有声有色的高潮。从此以后,历史颠颠簸簸同时又不容置疑地越过了那一块古老的界碑。尽管“现代”只能是后人的命名,可是,人们显然已经在当时察觉到,一种激动人心的语境正出现在地平线上。

      世界范围内,“现代”的来临是一个综合性的巨大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派生出来的文化反应并不一致。围绕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种种思想如同圆心周围的波纹四向扩散。除了肯定、赞颂、倡导,人们还可以看到抵抗和否定“现代化”——这也就是艾恺所说的“文化守成主义”。这显示了现代历史的全部复杂性。殴文·豪说过,现代不像“当代”那样是一种年代编号,现代意味了一种历史性的“情趣和风格”。概括地说,现代包含了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群体化诸多部分。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西方许多现代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却在这样的时代察觉到巨大的危机,不安甚至阴郁成为他们的主要情绪。显然,这种复杂的悖反并未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明显上风。胡适、陈独秀以及其他著名的五四人物发出一系列乐观而又激烈的呐喊,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成为进入现代的理论动力。这一切汇成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不难看出,多数五四人物对于现代社会的特征——例如科学与民主——充满了信任与好感,这不啻提醒人们考虑,中国版的现代文化具有本土涵义。解读这种涵义不仅是一种历史回溯,同时还包含了当今文化性质的判断——人们很可能看到,这样的涵义仍然顽强地通过当今纷繁的文化景观体现出来。

      作为这种解读的一个个案分析,我想考察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转折——“真”的理论范畴如何确立,现代文化赋予这个理论范畴何种命运。“真”为什么会得到单独的呈现和聚焦?它的内涵为何被规范?它在文学批评之中派生出哪些亚代码?它所遭遇的理论难题被引向了什么样的前提?分析表明,现代文化的范式集中地投聚到了这个理论范畴之上,使之成为一个典型的标本。于是,“真”的个案分析可能显示额外的内容,从而扩大为文化范式的分析。

      熟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古代批评家的言论之中很早出现了“真”的概念。尽管如此,“真”并未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核心范畴。“真”并没有“道”、“气”、“境界”、“神韵”这些范畴的显赫位置,它无法像这些范畴一样组织和统筹一系列次级的理论命题;“真”仅仅和“形神”、“妙语”、“立意布局”、“虚实奇正”这些概念相提并论,成为某个局部或者某个层面的特征概括。另一方面,在古代批评家那里,“真”远远不止是摹写器物的标准;“真”的涵义是多方面的。这个理论范畴既有“修辞立其诚”、“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认识,也有“真诗知民间”、“真心”即“童心”的论断。如果用陈绎曾在《诗谱》里面的话说,“真”包含了“情真,景真,志真,意真”。当然,在更多的时候,古代批评家强调的是言说主体的“诚”,并且将“诚”等同于“真”。《庄子·渔父》说: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

      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显然,这与古代文学批评的“诗言志”和“诗缘情”互为表里,并且经过人物品藻传统的中介而成为一种艺术人格的理想象征。古代批评家看来,这个意义上的“真”不仅是个性的保证,同时还天然地解决了语言的工拙。所以,袁宏道指出:“大抵物真而贵,真则我面不能与君面同,而况古人之面貌乎?”〔2 〕而沈德潜从另一方面许诺说:“情真,语不雕琢而自工。”〔3 〕古代批评家并未将摹写之“真”当成文学的首要原则,他们多半在评点某些叙事作品——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摹写技巧时方才谈到这一点。“真”的理论范畴所包含的主客体关系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很大兴趣。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同样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断裂与再生。经过一系列剧烈波动,“真”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轴心。一批理论命题和阐释代码围绕着这个范畴分布就绪。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这样一些重要概念到环境描写、动作描写的具体技巧,“真”成为一切方面的最终依据。“真”的至高威望到了这样的程度:不同的批评学派都为他们心目中的“真”反复辩解,可是,很少人愿意申张文学的想像权利从而越过甚至否弃“真”的意义。无论是五十年代的“中间人物”,六十年代的“三突出”还是七、八十年代重新清算“瞒和骗”的文学,批评家时时都在以“真”的名义发言。“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这样的反诘从来不会过时。“真”拥有了超常的光芒之后,“神韵”、“境界”、“气”、“风骨”、“气象”这一套术语不得不退到批评家的理论视域之外,偃旗息鼓。

      当然,文学批评史上的断裂不可能边缘整齐,线索清晰,一切概念范畴的改头换面都在某一天之内完成。“真”的现代涵义无宁说是在现代语境之中逐步成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轫期,“真”时常继续被视为“诚”的延续。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废除个性的束缚和桎梏仍是一个基本的主题。今天,人们可以从胡适著名的“八项主张”之中看出,他所努力倡导的不过是恢复中国文学之中畅言心志的传统。

      尽管胡适在解释“言之有物”的时候否弃了“文以载道”,可是,他还是将“物”定义为“情感”与“思想”的结合。这显然是“诗缘情”或者“诗言志”一脉相承的继续——胡适在说明“情感”的时候不惮援引《毛诗序》的言辞。稍后,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表示了相近的思想:“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至少在这里,“真”的指向并未脱离话语主体,这个概念不过是撕裂“止乎礼义”、“温柔敦厚”这些古典戒条。将个性申张作为“真”的寄寓和实现,这条线索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从郭沫若、郁达夫到徐志摩,莫非如此。对于文学读本,话语主体始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范畴。即使在后现代主义式的主体解构那里,话语主体的存在仍然被当作一个展开理论的反向前提。于是,这就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真”在何种语境之中转向了相对于主体的客观——通俗地说,也就是转向了“现实”?什么原因致使话语主体这个概念逐渐稀薄、淡隐,终于蒸发消没在“生活”、“世界”、“现实”、“社会”、“历史”——“真”所派生的种种亚代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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