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卢卡契现实主义理论的引入 与台湾大多数学院出身的文学研究者一样，东吴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为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吕正惠，早期虽曾涉足现代诗评论，如参与了《中国新诗赏析》的编撰，但当时其主攻方向乃中国古典文学。学府派所专擅的“新批评”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刻痕。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却如一匹黑马出现于台湾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所著《文学和社会》、《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等书给台湾文坛以强劲的冲力。究其原因和特色，主要在于他的文学评论中体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浓郁色彩，标举“现实主义”的鲜明立场，以及在对台湾文坛自身的反省和批判中表现出的敢想敢说、不留情面的批评锐气。当“现实主义”在台湾似乎日渐式微之际，他却勇敢地宣称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写实主义的拥护者”，不仅成为台湾文学现实主义脉流在理论批评界的承续者，而且相对于前行代而言，纠正和弥补了原有的某些偏向和弱点，使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批评，得到了明显的开拓和发展。 吕正惠格外倾心于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契，相信“卢卡奇的理论最能掌握写实主义的精义”。（《文学和社会·序》）卢氏的现实主义成为吕正惠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在其所撰《卢卡奇的文学批评》、《寻求者——卢卡契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等文中，吕正惠对卢氏理论加以详尽讨论和介绍。他指出卢卡契在文学应反映社会现实这一基本理念上，和一般写实主义并无不同，其特殊之处，在于他另外发展出一套概念体系，着重说明文学是“如何”反映现实的。其中两个核心概念，即整体性（tota-lity）和典型（type）——作家透过“典型”来揭示基本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方可把握社会的“整体性”即社会的“本质”，而非要写尽社会的每个角落、阶层不可。由于吕正惠认识到，卢卡契文学理论批评的精华不仅在于其“骨架”，更在于其“血肉之躯”，因此除了阐述卢卡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外，还较详细介绍了卢卡契的一些实际批评范例，特别是对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批判，因卢氏经常是在实际批评中通过与现代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对照而凸显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及其优越性的。吕正惠自己的批评实践与卢卡契颇多相似之处。如吕正惠也具有对时代精神整体把握的敏锐历史感，偏重于实际批评，时时处处以卢氏的现实主义理论为评价标准对当代台湾文学作家、作品加以考察和论评。某种意义上说，吕正惠正是吸取了卢氏理论加以消化，从而衍生出自己的与70年代台湾的现实主义有所区别的理论批评特色的。 二、现实主义的“具体化” 和台湾前行代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一样，吕正惠坚持文学应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揭示社会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关系，提倡作家真诚、严肃的创作态度，反对以玩弄技巧弥补内容上的空洞和虚伪。（《性与现代社会》，《小说与社会》160页）例如， 他指出七等生早期的作品基本上以幻想的方式来表达他所谓的生命的“普遍事实”，因追求哲学的深度而把人物和环境抽象化，因此丧失了真切感。在论及王祯和时，他将作家的小说分为早期的“荒谬滑稽戏”和后期的“闹剧”两类，指出前者是要藉着“丑化”人物后表现人生的卑微、荒谬的本质，所描写的贫穷是命运性的，没有社会因素，而后者却是要批评某一群人、某一种社会，暗示了贫穷的社会来源，从而给后者以较高的评价。对于近十多年来兴盛一时的所谓“闺秀文学”，吕正惠认为它们“总是以最甜蜜的外貌来涂饰我们的现实问题”，它们所写的刚好是现实所没有的，而现实中可以找到的切身问题，在这些作品中却都付之阙如。吕正惠明确指出：这种文学作品和社会现实严重失调的现象，正是“我们当代文学的最大危机”。（《闺秀文学的社会问题》） 然而在乡土文学论战前后的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吕正惠又呈现出自己的若干鲜明特点。 首先是现实主义的“具体化”，或者说，吕正惠使现实主义从作为一种规范主题范畴的创作理念，延伸为指导具体写作过程的创作原则。 对于作品是“如何”反映现实的，吕正惠着重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细节等方面加以分析，并相应地反复强调“行动”、“过程”、“感受”等概念。在卢卡契理论中，它们也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些最重要环节。 吕正惠强调人物塑造的重要，而其关键在于描写人物的“行动”。这是由于作为现实主义作品关注焦点的“社会关系”是透过人与人的交往、牵涉、互动等体现的，只有通过“人物的行动”，社会关系才具体化；而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物，就成为这类小说的重心。小说家的重要责任是创造一些生动的人物，通过他们的“行动”及这些行动所激发的“冲突”，把互相起作用的各种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具体地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所谓“典型”人物就是能够“最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其基本的社会关系的人”；有此“典型”人物，才有社会关系，才有社会的“整体性”，然后才能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重视“行动”正与现代主义的重视“心理”绝对相对。在现代主义的小说里，社会“关系”是不重要的，所以人物的“行动”也就几近于消失，变成只是内心意识的流动。然而“内心意识”绝对不可能扩大成为一个人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