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周扬的批评思想是在其最初的选择中就基本确定了的。《周扬文集》的前三篇文章是《辛克来的杰作〈林莽〉》，《巴西文学概观》，《绥拉菲莫维奇——〈铁流〉的作者》。在第一篇中，周扬十分赞赏辛克来的名言“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是无意的，而大底是故意的宣传。”周扬在批评中主要担心不是文学是否具有艺术性，而是文学是否能够具有宣传鼓动的力量。在第二篇中，周扬介绍的是巴西的文学，其思维显然是以政治为轴心而运作的。近代巴西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殖民地，独立国，共和国，周扬认为它的文学史亦可仿此而划分。它最初的文学如同它的政治经济，是依附于殖民统治的；当其政治独立以后，它才有了它的独立的文学观念。这里，他对高蹈主义和象征主义没并什么好感。由此能够看出周扬不会成为现代主义的认同者。第三篇是对绥拉菲莫维奇的介绍，周扬对这位作家追随革命的精神的赞扬，正表明他所要求的文学，是革命的文学，战斗的文学。周扬在这篇书评中肯定的东西，正是他后反复肯定的文学与革命、与群众的关系。当然，这几篇还只是一般性的介绍文章，其思想也就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而对于第三种人之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批判，就将其思想特点给完全呈露了。 在这场运动中，周扬发表了《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文学的真实性》三篇文章。其中心问题是对文学政治性的肯定，他所建立的实际是一种政治文学的理想： “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在广义的意义上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看出文学和政治之辩证法的统一，并在这统一中看出差别，和现阶段的政治的指导的地位……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同时，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现实，即阶级斗争的客观的进行，也有彻底把握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的必要。对于文学之政治的指导地位，就在于此。”〔1〕 可见周扬坚持的是一种政治与文学的本质同一论。在他看来，文学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不是决定于它的自身意义，而是决定于它是否参与了政治运动，是否从属于政治斗争，在一定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应起的作用。另一处，就从认识论出发，来证明文学与哲学，亦即与政治的统一，源自它们各自的实践特性。他指出：否认文艺的积极的作用，就是对于认识与实践之统一的无知，因为认识就是包含社会实践的。他认为，文艺只要能够被称作是一种认识行为，也就“一样地包含着能动的实践的契机。”这样，文学与哲学之间，作为认识人类的一种认识方式，也就不“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了。文学作为一种能动的对于客观现实的深刻认识，文学家作为一种参与现实斗争的战士，他的文学活动也就成为“必须影响现实以促进革命的变革”的一种手段。因此，说到底，文学作为政治的一定的形式，是“由阶级斗争的实践所辩证法地统一了的，”〔2〕你想打破这种统一， 你就违背了实践精神与辩证法。 在这方面，最足以代表周扬政治文学思想之全面性与彻底性的，是其对于文学真实与艺术技巧的认识与结论。在文学的真实问题上，周扬按政治的需要设计了它。他所建构的显然是重政治重倾向的创作观。这样说，不是认为周扬主张文学创作不要生活，不要真实。上述引文就已肯定“要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现实”。关键在于周扬所理解的生活与真实，已被政治化，他要求作家在其创作中追求真实，就是要求他们追求政治化，追求倾向性。因为在他的观念中，真实而不具有政治性，生活而没有倾向性，那就不是生活，不是真实。周扬认为，象苏汶那样主张文学象镜子一样地反映生活，原本就是十分错误的。作家作为反映生活与认识生活的主体，不能超越政治与阶级之特性，于是文学也就必然地不能不具有政治与阶级之色彩。“在阶级社会中，认识的主体……是社会的，阶级的存在，则他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不管他有多么锐利的眼光，就不能不受着他的阶级条件的限制，同样，文学的认识也是为作家的阶级条件所限制的认识。每个作家都是戴着他自己的阶级的眼镜去看现实的。”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周扬的真正意图不在反映生活时有没有主体存在，苏汶强调要有艺术家的良心和诚恳的态度，亦是在说反映生活有着主体的介入。周扬的用意在于作家所具有的主体功能应当是被政治与阶级所全面浸透了的主体功能。这样，周扬由强调作家的主体作用，也就过渡到了实际强调作家应是一个政治的人，阶级的人，一个把自己的政治立场阶级倾向看得比其他特性更高的人。所以，在衡量真实时，他所使用的就不仅仅是生活本身，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观念，即对生活如何发展的政治判断。周扬与苏汶等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分歧：苏汶等人认为，有了党派性，就不一定能够保证文学具有真实性；周扬则认为，有了党派性，才有文学的真实性。苏汶等认为，文学的真实性建立在作家的诚实态度基础之上，由作家的艺术良心所喂养，周扬认为，这种良心，态度，都不是对文学真实性起重大作用的要素，重大的要素是阶级立场。对周扬来讲，具有党派性，就是具有自由，具有文学的真实；越有党派性，越有阶级立场，也就越有文学的真实。不可否认，周扬的真实观带有双重性：当他的观念符合阶级斗争的实际，他所强调的真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内容。但是，当他的观念仅仅只停留在阶级斗争时期，只以阶级斗争为主导内容，看不到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和发展变化，这时，他从政治观念出发所强调的真实，往往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扭曲。50年代对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就是一例。周扬承认作品所写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的恋爱悲剧“这类事情是有的”，但却认为描写这种带有感伤情绪的故事，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最高利益相冲突，因而，彻底否定了这个作品。〔3 〕不能不说，这是用政治来牺牲真实，并且是用政治牺牲了原本没有违背政治的真实，因为，在作品中，路翎最终让其主人公服从革命的需要而牺牲了个人的爱情。由此可见，周扬把政治置于创作的中心，他完成的是政治文学的证明，尽管他也谈现实主义，但他的现实主义已被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