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6-0145-07 全球化与文艺理论的现代性问题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早在1996年10月的西安会议中就提出来了。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具体的表征之一，就是一些学者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持怀疑态度，将这一认真的学术探讨说成是学术炒作，是一个伪命题。对此，钱中文先生立足全球化语境这一现实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与经济全球化伴生的是文化的一体化，即西方文化日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中心话语的地位。在这样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它的意义不言而喻。那种认为重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炒作的观点是典型的无根心态的体现，而认为重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伪命题的观点则表现出对古代文论的虚无主义态度。 钱中文又进一步指出，文化全球化更近于当年歌德基于人性的共同性而提出的世界文学，抹去其中人性论中的唯心思想，文化全球化应该是由世界各民族文学构成的共同体。不是文化一体化，而是文化多元化。由此，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就浮出了历史地表，重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自然也不是什么伪命题，而是纠偏、承续与建设中国特色文论的必然要求。所谓纠偏，是纠正“五四”以降文论建设过程中一味追求横扫旧文化的批判精神；所谓承续，是西方文论可以学习、借鉴与吸收，但不能代替当代文论的建设，只有激活建基于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古代文论，使之融合而为当代文论的组成部分，才能建立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不是文化的民族主义。基于这样的现实语境，钱中文要求以当代意识为基础的现代性和与之相通的不断生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性为准则来观察问题，倡导以宽容、对话、综合与创新的新的思维方式来建构新的文学理论形态。 基于这样的认识，全球化／一体化，更多时候只是一个说词，这个说词蕴含有浓郁的理想主义或者说是浪漫主义色彩，它掩盖了文化多样化表象背后的权力关系。纽约大学副教授张旭东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悖论：多样性还是单一性》的演讲审视了我们这个时代支配人们意愿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运演逻辑。揭露全球资本主义需要的全球性政体形式的不道德和不人道，在看似提供“法律和秩序”的政体背后价值标准的两重性：用文明的标尺彻底排斥他者，确保自我的绝对自由和安全。考虑到这种现实情况，如果抽象地、非历史地抨击民族国家、民族主权、民族文化和政治生活等理念，对后现代／全球化主体性的认识迟早就会变成对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理念的重新确认，后现代／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普遍要求迟早会变成罩着一层薄薄面纱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他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西方主流文化隐藏在包容性背后的排他性、平等背后的不平等性和排斥异质性的意识形态的同质性，用杰姆逊的话概括即是一种“压抑的多元性”。上述表明，“后现代”和“全球化”这两个词标志着文化变成政治的历史时刻，对全球化空间中的文学问题做政治哲学的理解，可以促使我们与后现代主义和去中心消费主义这些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财富保持“谨慎的距离”，明确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深刻悖论：在自由、多样性和多元性背后的霸权秩序，从而始终葆有清醒的批判意识。 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在《全球化问题与中国文化输出》中，从六个方面探讨了全球化中文化危机问题以及中国的立场。文化危机问题有的是世界性的，诸如精神病、自杀、艾滋病等；有的是立足民族主义立场建构起的文化中不可避免地潜存的中心立场带给文化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两种形态表现出来，一是文化霸权主义，这是与经济的霸权地位相一致的，二是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这是在文化曾有的优势在现实中式微后产生的；还有的是同一区域文化输出中各国文化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这些表现形态背后的文化视角概括起来不外俯视和仰视两种。为此，王岳川教授指出：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的建设立场，应采取平视的视角实现文化由拿来到输出的转化，这样做或许可以避免文化传播中上述存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法就古代诗学对新世纪文艺理论创新的启示问题做了具体深入的思考。他指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以诗性的方式出现和中国古代文艺的最主要类型是诗相关，对诗的把握要用心去领悟，却不可以用逻辑语言去推论，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诗学不同于西方诗学的思维特征。这对于建构新世纪具有民族独创性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在他看来，首先是方法上中国古代诗学对当代的启迪；其次是对话的基点，中西文论可以对话，但对话不可以以各自的立场去梳理对方，而应站在他者的立场；第三，古代文论中有多少成份、以什么形式转换并进入当代文论中要具体内容具体分析，整体的不可能和部分的可能并存；第四，今天古代文论的转换是现代人以现代的意识去阐释古代的概念，批判地进行吸收和发展，而不可能回到古代的意识。这种转换工作其实一直在进行，并且已经取得很大成效；第五，文论建设中的取代模式不可取，它背后是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思维。文论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跨文化间的交流与融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金惠敏博士则大力为后现代的合法性辩护，认为后现代性批判不是事实而是思想，而思想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因而在非后现代社会同样存在后现代性。并以例举的方式彰显了后现代主义与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关系，诸如庄子中“凿七窍而死”的故事孕含的反人类主义的后现代思想，孔子以“仁”超越主客体分裂方法的局限的主张，《浮士德》所意识到的现代性危机，它所张扬的不断地追求终结的同时隐喻追求的终结所意味着的生命的终结，都与后现代怀疑意义终结性相类。金惠敏还考察了后现代强调过程和回到历史的思想对现实的启示和意义，即它之与西方神学是理论建构性而非颠覆性与证明性，它之于大众文化是肯定现实合理性而非伦理正义性，它之于哲学解释学是自我丰富扩大而非丧失、寻找，它之于反神学是去中心化而非以理性取代。最后预言，后现代“帝国”是一个正在扩张的版图，因为它揭示了我们人类存在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它的精神将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