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左传·隐公元年》有云：“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杜预注：“不义于君，不亲于兄，非众所附，虽厚必崩”。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论及此句，认为杜注不准确，因为“不暱”在此“谓众不亲附叔段，非谓叔段不亲附于兄”。钱先生举出许多例证，说明此类并排句在古文中十分常见，不能望文生义，而必须据全句乃至全篇来细究其字义。前后并排的句式或为逻辑连贯的因果句，如《论语·述而》之“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墨子·尚贤》上之“不义不富，不义不贵”；或为前后两者并行不悖的两端句，如《礼记·礼器》之“不丰不杀”，《庄子·应帝王》之“不将不迎”。佛经中尤多此类句型，如《圆觉经》之“不即不离”，《心经》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等等，不一而足。两类句型相同，但前后文字之关系不同，含义亦不同。“故只据句型，末由辨察；所赖以区断者，上下文以至全篇、全书之指归也”。(钱锺书，第169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钱先生更进一步阐明说：“两文俪属，即每不可以单文孑立之义释之。寻常笔舌所道，字义同而不害词意异，字义异而不复不害词意同，比比皆是，皆不容‘以一说蔽一字’。匹似‘屈’即‘曲’也，而‘委屈’与‘委曲’邈若河汉。‘词’即‘言’也，而‘微词’与‘微言’判同燕越。‘军’即‘兵’也，而‘兵法’与‘军法’大相径庭。‘年’即‘岁’也，而‘弃十五年之妻’与‘弃十五岁之妻’老少悬殊”。(第170页)这说明理解文字，不能孤立词句，而必须前后照应，反复推敲。紧接着，钱先生把清代考据学与西方阐释学在方法论上一个基本的概念相比较，有这样重要的一段话：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园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矣。(第171页) 钱先生此段脚注引用了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著《阐释学之兴起》(Die Entstehung der Hermeneutik)和意大利哲学家帕瑞生(Luigi Pareyson)著《美学》(Estetica)的两段相关文字，与他引用的中国古代典籍相呼应，这两段话都强调理解是一个由个别(einzelnen Worten; parte)到全体(das Ganze; tutto)、又由全体到个别的循环过程。在西方，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阐释循环”首先来自于文字训诂的“语言循环”概念(philological circle)。如德国历史语言学家菲利普·奥古斯特·波克(Philip August Boeckh)就认为，理解首先有文字意义的语法层面，然后有全篇文章及为文当时环境的历史层面，有作者用语的个人层面，还有全篇作品立意的文体层面，而所有这些层面互相交融，也互相制约，构成一个交互往复的循环。他认为“包含解释任务的循环并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可以解决的，而且永远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一事实就构成了解释的局限”。(Boeckh,p.139)波克由历史语言学谈到文学批评，认为“对批评说来最重要的莫过于把每一个片段都综合起来成为一体，而这全体又必须是个别片段综合构成”。(ibid,p.147)在西方研究希腊罗马古典的评注传统和解释基督教《圣经》的经学评注传统上，19世纪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建立起了普遍阐释学，强调个别与全体的循环不仅在字句与全篇的交互往复之中，而且也在文章与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当中。他说：“每个人说话的行为一方面与全部的语言相关，另一方面又与说话者全部的思想相关，所以理解说话总须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语言及其各种可能的环境中来理解所说的话，二是将其作为说话者思想的一个事实来理解”。(Schleiermacher,p.74)这恰好符合钱先生所说理解的循环过程，即在字句和全篇的文字本身以外，还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这就是说，在“语言循环”的基础之上，“阐释循环”更进一步考虑涉及文本与作者之间关系的更大范围，把文本意义与作者及写作时代之背景相关联，做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在中国古代，无论经典评注还是文学批评都有悠长的传统。早在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讲到字句与篇章之关联时，循环的概念便已略见端倪。刘勰说：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刘勰，第570页) 这段话先讲“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是积小以明大，从个别到全体；然后又说“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则是反过来由篇说到章，由章说到句，由句说到字；而且进一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说明单个的字要在数字相联的上下文中才可以明白其含义，段落要在全篇的总体之中，才可以形成，这是举大以贯小，从全体到个别。刘勰还用“舞容回环”来比喻理解从局部到整体，又从整体到局部交互往复的循环过程。然而《文心雕龙·章句》这段话，似乎历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认识到它在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发展中，尤其在阐释学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现在看刘勰以“舞容回环”来比喻理解篇章字句之间交互往复的关系，也就见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从各自语言文字的训诂和文学批评的传统中，认识到理解和阐释是由局部到整体、又由整体到局部一个互动互补的过程。这不约而同的认识，就形成了中西比较的基础，而不是把一方形成的概念简单挪用到另一方来。 在有关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讨论中，我们的确常见到简单挪用西方理论概念、方法和术语，套用到中国文本上去的情形。有不少老师要求学生撰写论文时，首先要说明使用什么理论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和方法往往都来自当代西方，而中国传统文论丰富的资源，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完全忽略。这可以说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西力量和文化资本的不平衡，因为自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处于强势，西方对非西方，包括中国，都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根本而影响深远的变化，尤其随着近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西方的强势正逐渐受到挑战，而东西方文化和理论上的不平衡，也越来越引起很多中国学者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之上，张江先生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在2017年发表了《公共阐释论纲》，又发表了《“阐”“诠”辨》一文，从“阐”“诠”两个字字义训诂的细节开始，具体凸显中国阐释传统的公开性和求实精神。他认为“阐”具公开性、公共性，阐发义理，其性质“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前沿之光”；“诠”则注重细节之考订，讲求具体实际，“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散发着民族求实精神之光”。(张江，第23页)张江的论述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要“坚持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同上，第12页)这对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重视古典文本的丰富蕴涵，甚至对促成中华文化的复兴，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的时代，国际学术界的情形亦如此。能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吸取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以中国话语为主干，同时又以宽广的胸怀，具有向外开放的公开性、公共性，对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理论作出贡献，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在学术上发生影响，那当然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极为乐意见到、并翘首以待的新的学术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