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5年整整八年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抵抗日本侵略者。在此艰苦的非常时期，党始终没有放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出版和宣传的领导，没有放松对干部队伍尤其是高级干部学习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领导，因此整个抗战时期，马列主义著作的传播在中国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中断，相反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列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无论是在革命根据地延安，还是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都有相当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始终在为翻译、宣传和出版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而奋斗，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延安两次学习马列主义高潮推动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因为这标志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理论和思想上的成熟程度，标志着它的战斗能力。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强调，在新的形势下革命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革命理论对一个马列主义政党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1938年，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用了一整节的篇幅来谈学习问题，发出掀起学习马列主义高潮的号召：“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在党中央的这一号召下，根据地延安掀起了学习马列著作的高潮，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的诞辰日定为学习节。这时延安的一些干部学校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等一批学校先后成立。特别是1938年5月5日正式成立的马列学院，使我党有了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使经典著作的出版由半公开状态转向公开出版发行。当时延安出版的马列著作均用解放社的名义。 第二个学习高潮是在抗战中期。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这一年年初，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演讲中多处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要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同年5月， 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工作者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文艺观，并结合当时的实际，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解决创作的立场、态度和对象等方面的问题，向文艺工作者发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号召：“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这篇讲话对推动和指导抗战时期革命文艺的发展起到了纲领的作用。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延安又一次在党中央领导下掀起了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高潮，为了适应新的情况，翻译经典著作的机构作了调整，制订了新的翻译和出版计划。 正是在这两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高潮的推动下，抗战时期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无疑，这后三套书中包含了马恩列斯的文艺思想。 两次学习高潮的总形势和有利条件促进了马恩列斯文艺论著在延安相继问世。 1940年6月，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曹葆华、天兰译，周扬编校）。该书收入了5 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著名书信：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致敏·考茨基》（1885 年11月26日）、《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 《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及列宁论托尔斯泰的4篇文章。 还刊载了苏联学者写的两篇论文。周扬同志亲自写了“后记”。 1941年5月25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6 期上发表了《列宁论艺术与文化》（上册），肖三译。这本书是根据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38年的版本翻译的。原版本分为三部分。前两个部分“论文化与文化遗产”、“艺术的阶级性与党性”，其中收入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论无产阶级文化》以及列宁论托尔斯泰的5篇文章； 第三部分是列宁的有关命令和指示，以及附录。肖三翻译了前两部分作为上册，原打算第三部分作为下册，但后来下册未能面世。 1941年9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斯大林与文化》， 苏联罗克托夫编，曹葆华译。这本书汇集了当时能收集到的斯大林谈文化问题的论述，内容比较丰富。曹葆华的这个译本分三部分：一、《斯大林在文化和艺术上的见解》；二、《斯大林著作中的文学形象》；三、《当代作家和艺术家对斯大林的印象》。《斯大林与文化》一书的出版，有助于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学习和研究斯大林的文艺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