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5-0109-08 一、两种语言意义的混淆 同样意在达成客观性，自然科学主要通过对知识的说明进行，人文社会科学则主要通过“同时进行的、对于知识与(知识的)社会条件的批评性反思”来实现。①在一种人文理论中，“知识”是理论的内容，指该种理论所涉及的经验事实；“知识的社会条件”则是理论的形式，指该种理论赖以分析和描述经验事实的内在模式，相当于康德所说的先验范畴。后者对思维的要求更高，也更具推进意义。人文理论的反思性就是这两个层面由表及里的统一。 文论研究也如此②。一部西方文论史，便是不断在这两个层面上反思的历史：就理论的内容而言，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每次新变都是对在前一文论中占优先地位的因素的反思；就理论的形式而言，从“认识论转向”到“语言论转向”，从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每次新变都是对前一文论所依托的思考框架的反思。 较之西方文论，中国思想每每忽视“先验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③，对文论的反思因而更多不是在理论的形式层面、而是在理论的内容层面上进行的。无论文学反映论、文学实践论还是文学本体论，新时期每次文论重心的转移也是对前一阶段文论中占优先地位的因素的反思。但我们很少有以理论、以学科本身为对象的、先验形式方面的反思。虽也有“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这样的初步反思尝试④，类似的声音在21世纪前并不明显。 这种状况在21世纪发生了改变。文论学科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开始不断上升为反思的新主题。有别于西方，中国文论对理论的形式的反思主要并不来自内在思想传统本身，而来自外部力量——文化研究及其反本质主义思路的影响。文化研究在中国持续热烈的引介，已经并还在继续引发文论界从不同角度反思文论效用、学科边界等理论的形式问题⑤，进而催生出两种经反思后的代表性立场。第一种立场不认可反本质主义思路及其对文论研究的冲击，提出只有更加强化理论的地位才能给文论带来出路：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许多人都把理论看作只是一种认识工具，满足于仅仅以说明和描述现状为目的，并从这一认识出发，不加分析地指责那些旨在探讨文学的性质和规律的基础理论，都是一种“幻觉的蛊惑”……这我认为是对理论的一大误解！……要使我们的文学理论对于文学实践真正有促进作用，我认为就应该改变这种现状，从说明性、描述性的转向反思性、批判性的。⑥ 这一立场用理论来涵摄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认定文学理论首先是理论，主张根据理论的要求来看待文学理论，相信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能促进文学实践。这在学理上出现了值得辨析的问题：它忽视了晚近以来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与理论的分化，未看到在文论学科进展中，“理论”一词已具备专门的学术指称，并已发展出与那种联系文学实践的传统文学理论不同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较之传统文学理论，“理论”联系的已不再是文学实践，而是更大范围的文化实践。遭到上述立场指责的对立观点中，有一种建构主义观点就在文化实践的学理意义上正确使用了“理论”一词。⑦然而，上述立场并未关涉这一学术进展新背景，主要仍是在常识意义上使用“理论”一词(笔者以前也曾停留在这种用法上)，严格而言便混淆了作为日常语言的“理论”与作为学术语言的“理论”，未构成自我与他者的有效对话。 第二种立场则来自对立面中的另一观点—反本质主义。它受文化研究影响，认为文论的瓶颈在于先预设“文学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进而“用这些概念来衡量具体文学现象”并且“滤掉那些没有本质意义的外围现象”，导致“幻觉的蛊惑”⑧，使文论总是“不能面对文本，不能给文学以活的阐解”⑨，由此提出只有适当降低理论的姿态才能给文论带来出路： 体系化的确是所有理论的基本特征……理论尽管声称来自实践，事实上从来都是(而且只能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问题的症结则在于终结那种以抽象代具体、以搬弄大词代替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的理论作派。……人文思想领域应该明确提出“改进理性”而“告别理论”。这正是对理论的现实意义充分的认识。⑩ 这一立场出自探讨文学批评的语境。论者试图“告别”的“理论”，是不是晚近相对于传统文学理论而出现的那个作为学术语言的“理论”呢？后者多为批评理论这一事实，似乎更加剧了这种揣度的理由。但值得辨析的问题也出现了：也许有这种意向，可最终这一声音传达出的对理论的理解与我们揣度的那个乔纳森·卡勒所说的“理论”并无关系，论者是以“体系化”、“以抽象代具体”等理由“告别理论”的，这些显然并非卡勒意义上的“理论”所独有，而是任何理论的一般特征。换言之，论者似乎只是在表达一种反理论的情绪，真正被他“告别”的，是作为日常语言的“理论”。于是，这一立场也无涉于严格的学术语境，仍属于日常语境中作出的反应，也混淆了作为日常语言的“理论”与作为学术语言的“理论”，未构成自我与自我的有效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