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即探寻能够超越一时之社会需求及特定成见的某种价值观。 ——哈罗德·布鲁姆 一、“奥威尔问题” 在《语言知识》一书序言的开篇，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 )曾经提出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1)“为什么我们获得的材料如此之少，而产生的知识却如此之多?(How We can know so much given that We have such limited evidence)他称之为“柏拉图问题”；(2)“为什么可资利用的材料如此之多，而我们的知识却如此之少?”(It is the question how do We know so little given that We have so much evidence)他称之为“奥威尔问题”。 “奥威尔问题”，以英国左翼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名字命名；乔姆斯基被称为“美国最大的异议人士”，他所有政治评论的核心问题便是“奥威尔问题”，它比“柏拉图问题”重要得多。 乔姆斯基的弟子、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黄正德将“奥威尔问题”理解为：“罪行证据比比皆是，我们为什么仍视而不见?” 罗素将“柏拉图问题”转述为：“尽管人类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与世界的接触是如此之少，而他们的知识为什么如此丰富呢?”换言之，为什么可以说人人都是天才?与之相应，“奥威尔问题”即：作为天才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被人愚弄? 乔姆斯基曾向来访的中国学者举例说明什么是“奥威尔问题”：“比如说，以某国的政府政治宣传为例，人们都相信它，即使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不真实性，人们仍然会相信它。所以，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所拥有的有效证据如此之多，但他们对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却知道得如此之少?答案往往可以从灌输和宣传的形式那里找到。”乔姆斯基还指出了“奥威尔问题”背后的根源：“权力结构所到之处，都会有这种现象。任何时候，只要有等级结构、权力结构，你就会找到它。那正是为什么人们即便是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也会一直保持压抑状态的原因所在。”① 显而易见，“奥威尔问题”是对强权政治和“人造”文化的批判，是对政治、文化压迫人性的控告。按照奥威尔的原意，以及乔姆斯基的说法，任何国家都存在“奥威尔问题”。 在极权社会里，当权者为保有自己的地位，总是实施有组织的撒谎和欺骗，系统、无情地践踏真理，篡改历史，由此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奥威尔说：“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它宣扬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它又攻击客观真理这一概念。”极权主义还有意扭曲人际关系，完全否定个人的意志，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甚至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②。 极权主义是现代专制主义，与之相关的是“语言的堕落”：语言成了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和蛊惑人心的艺术。 作为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预言家，为了更好地开展反极权主义的斗争，奥威尔主张，“把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你越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你就越能够一方面积极地参加政治斗争，一方面保持自己审美和思想方面的独立性不受损害。”他明确反对作家简单依附于政党政治，强调作家的自主定位、自我选择和自由，以及诚实的写作。这样，才能在诗学的向度质疑、瓦解这个世界得以运转的整个逻辑体系，揭开不堪的“存在之真”，即性命相见，言其所是，光华自在，让世界的“荒谬”自行暴露，使我们恍然明白改善的方向，寻找到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一九八四》，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 在《动物农场》里，乌托邦从建立到衰坏，迅速地从起点回到了起点，进入了一个幽暗的、可怕的怪圈；小说中文译者傅惟慈指出，小说“讲的正是一个革命异化的历程，叫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在革命的名义下出现的极权主义”③。 在《一九八四》里，对极权世界反乌托邦式的描绘，揭开了极权主义的统治秘密，可谓是极权主义治理机器的“操作手册”或“技术大全”。 奥威尔书写着政治的文学，表达着文学的政治，体现了对人类社会政治走向的担忧和警示。透过文字的栅栏，我们屏息静气，感到无以抑制的恐慌或欣喜，因为他所说的乃是事实——曾经发生过的、人们习焉不察的事实。 奥威尔的独特价值，表现在他对绝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上，表现在他对绝对的恶的揭露上。萨特在他那纲领性的著作《什么是文学?》中提出：“写作即是揭露，揭露即是改变。”“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有评论家如是说。 奥威尔的担忧和警示是有益无害的，其意义是永恒的。美国著名作家埃德蒙·威尔逊称之为社会批评方面“当代唯一一个大师”，一本奥威尔传记的副题就叫“一代人的冬季良心”(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我们缺少奥威尔式的“冬季良心”，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过。 我们这些所谓“写东西的人”是藐小的，可怜的，甚至是可鄙的。受制于蜗居其中的境遇，我们不能在适当的时机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敢对权力的滥用说不。我们压根儿不配称“作家”，叫“码字的”可能会合适些。 当然，我们的良心偶尔也会自我发现，并产生瞬间的一丝温暖，可转眼间就被金钱的温暖所替代，而与世界握手言和了；我们是“腰部以下的叛徒”，就像柏拉图笔下的御车者，骑着一匹顽劣的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