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2012)03-0010-03 西方的文学理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演变和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更是被人们成为“批评的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象学运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法等等理论异彩纷呈、各具特色。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深深影响我国文学批评的格局，加之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思潮的涌进，当代我国学界研究文学的方式基本是取法西方文学理论，这些引进的西方理论以其视角的独特，为我国文学研究打开了视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识补给和自我丰富，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都有重大意义。 然而，正如韦勒克所说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直到现实主义的各种文学理论，始终是围绕着模仿—再现—表现这条主线发展，文论家也主要是围绕文学外部问题，不重视文学本身。西方大约六十年代起，文学研究出现“文化转向”，文化的各种领域——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电视、时尚、体育、娱乐、建筑、城市规划、旅游规划，甚至科学伦理都成了热烈讨论的话题，更接近于哲学、社会学研究，偏离了文学研究本身。新时期以来我国学人从西方引进的文学理论大多属于外部研究，其理论多是利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研究取得的成就，推究到文学研究中，文学研究往往成了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例证，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往往被忽略，使得文学研究失去了文学性。 文学研究缺乏对文学本身重视和研究对象泛化的弊端已经引起了西方学界注意，二十世纪的西方理论界涌动着一股回归文学本身的期待，我国学界在鲸吞般吸收西方文论的后，也在不断反思理论本身的合理性。过多地强调文学的外部研究没有触及到文学本身，缺少对文学内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对文学是否试用还很成问题。只有面向文学本身，才能算作真正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提出关于文学的新问题。 一、中西方文论中“面向文学事实本身”的资源 我们在反思新时期文学理论如何面向文学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如何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时，必须从古今中外文学批评中寻找资源，而且中西方文论中也确实都存在着“面向文学事实本身”的文学批评，它们均产生了一批富有价值的批评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末欧洲的现象学哲学是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思潮之一，它最著名的口号就是：面向事实本身，即在无损于事物原状的情况下把朴素的信念搁置。现象学文论的代表人物波兰人罗曼·英伽登，主张“在美学中不能用实证概括的方法，但必须对一般作品或文学艺术作品的观念做本质的分析”[1]16，因此，必须把两种方法——“深入一部艺术作品的概括研究”，同“无论是作者创作体验还是欣赏者的接受体验”结合起来，“我们应该把艺术家或观赏者与某一对象(特别是艺术作品)之间的接触或交流这一基本事实，作为我们探求美学定义的出发点”[1]16，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直接面向文学事实本身，通过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创造性阐释，建构了一个由文学艺术作品的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组成的逻辑严密、秩序井然的现代文论体系。 我国古代哲人对宇宙的把握多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入手，并借助感性对象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到其要表达的抽象内涵，中国古代的文论范畴与哲学范畴是相贯通的，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思维方式对国人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传统文论除了泛文学的道德性及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外在论外，基本是以美学上的考虑为中心，中国文论家常利用直观取象的方式。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最常见的批评文体——诗话，最能体现传统文论面向文学作品本身的特点，它一般是零散、即兴、随意的诗歌评论，它通常是针对具体的诗的某一特点进行片段性点评，但是这种片断性背后包含着批评家对诗歌的反复体验、思索。 无论是现象学文论还是中国传统的文论都包含着“面向文学事实本身”的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得两者能够对文学研究提出新的见解，具有很强的理论活力。然而两种文论毕竟分别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同样是面向文学本身，由于两者言说角度、话语表达方式的不同，其理论形态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在按照现实需要对中西方文论进行借鉴的时，一定对两者理论框架、概念范畴研究思路进行细致的比较，尽量避免食而不化的现象出现。 二、如何面向文学事实本身 从整体上看，英伽登文论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中国传统文论则诗性意味更浓。英氏文论将文学视为“解剖”的对象，用科学的方法一一剖开文学的表层，深入肌理、骨髓，寻出结构连接，注重概念的分辨、逻辑推论的清晰，更偏于西方理性精神。中国传统文论认为诗歌是作者情志的表现，文学本身因此也有了生命体般的性情特征，视为朝夕相处的生命体，每日观其“眉宇”，探其心性，注重类比推理，直觉感悟，生机盎然，展现出一种诗性思维。 读者阅读文学作品首先接触的文学作品语调、音韵、节奏等“纯形式”的东西，英伽登认为它们可以划归为作品的第一个层次，即语言的语音造体层次，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韵味、气韵、神韵大体与它们相当，我们姑且拿两者对文学作品语调、音韵、节奏等“纯形式”论述进行比较，希望能够管中窥豹，从而总结出两者接近文学本身的不同方式。 1.英伽登在论述语音造体层次时，将作品的语音作为客观对象进行研究，注意概念的辨析；中国传统文论多采用“以己度物”的方式，将作品看作一个浑然一体的生命体，各种概念范畴具有模糊性。 英伽登注重对语音层的概念的辨析，首先将语词的字音和具体的“语音质料”进行严格的区分。他认为字音是稳定不变的、主体间性的语音形式，这种“典型的语音形式”通过具体语音质料呈献给我们，它是文学艺术品保持自身同一性的基础，尽管这种同一性在意识主体的感知觉中会呈现出形式多样的变化；而“语音质料”是多样的、变化的物理性的声音现象，在每一次具体表达中都不一样。通过对两者概念的辨析，英伽登发现了字音既不同于某种实在的东西，也不等同于存在上自主的观念对象如数学对象，字音的变化与具体的语音质料变化不同，语音“作为一种典型的发音、一种典型的形象，只有它一个，只有它自己，而那些作为它的基础的声音材料却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和许许多多的份数”[2]56。通过对两者概念的辨析，英伽登将语音质料中各种偶然因素排除掉，无论谁发出该字音都是指向同一个语词意义的那种本质的声音构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