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于1984年的著名文章《人道主义》中，巴金曾经写到文革中的“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了“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这段话尽管并不复杂，但充满涵义：在中国知识分子80年代初从文革的极左政治下解放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10年的悲惨与混乱甚至整个解放以后的历史进行艰苦反思，而这次反思的结果往往与巴金的观点有很大的相同性。他们发现，中国的革命以文革为典型导致社会的残酷与不文明的现实。类似于巴金，周扬等认为中国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被异化，而没有认识到个人本身的价值。 80年代中，知识分子的分析开始转向更深层的历史观察：革命的现象能否归于中国传统文化或知识分子思维方式本身的问题？假设这些问题还存在，会不会影响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场讨论中，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人倾向于相信甚至崇拜抽象的观念与绝对道德原则，尤其是各种各样的“主义”，而这种“主义”崇拜恰恰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说，这些人都是反对抽象理念的“假话”，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所崇拜的抽象都违反中国社会的“真理”。就象这部分知识分子的背景与思维方式各不相同，他们所反对的“假话”以及所主张的“真理”具体来说也不一样。然而，他们都有些重要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认为这种“假话”的倾向虽然在文革中达到了高峰，但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或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方式本身的问题，早在五四时期甚至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其次，作为这些抽象理念的支持者乃至创造者，他们的批评与反思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因此有自我批评或自省的特征。最后，由于他们探索的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以及他们进行讨论的特殊历史条件，因此他们对史实的分析不是从一个纯正的学术立场来进行，而是以考虑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为最终目标。 本文的目的是探索这场讨论中的三个80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知识分子，萧功秦、王小波与王朔对“假话”的批评与反思。当然，上述的“假话”不是一个学派，而“假话”的具体概念在这些人的作品里也不一定谈到。“假话”只是一种分析框架与工具；然而，“假话”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他们的思想以及80年代以来思潮中的一个主题——对理念与道德的反思，确实有价值。假设他们所批判的是抽象理念的“假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们所主张的则是“真话”——一种适合中国社会现实，适合人类规律与本性的话语与思维方式。萧功秦，王小波与王朔批判的“假话”与所主张的“真话”都各不一样。在分析他们对抽象理念的不同看法时，我们不仅能够进一步理解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共识，而且能探索这段充满意义的中国思想史的多元性。 说“实际”：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学者萧功秦所批评的“假话”尽管有许多不同的范畴，比如政治浪漫主义，制度决定论等，但都可以被称之为“政治激进主义”。他批评激进主义的原因明明白白：激进主义，特别是在社会或现代化时期中，往往把某些不适合现实的抽象理念强加于社会，结果导致社会破坏与失序。在其观点的核心是社会有机论，这一理论认为任何社会都有一系列很复杂的因子形成的基础，而这些因子起着各种各样的作用，使社会得以运行。因此，任何社会转型离不开它的基础：如果它演变得太快，它会象失去必要器官的生物体一样死亡。就中国20世纪的政情而言，萧功秦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不能实行不适合其状况的政策或制度，否则社会不仅不能现代化，而且会造成失序。作为新保守主义者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与权威为基础，在保持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与积极效应的同时，逐步地进行现代化并建立支持新体制的社会因素。他指出，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是在几百年的商品经济与特殊历史条件下演变出来的，因此西方社会已经包含着这些支持或积极地约束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行为的社会因子，例如“各层面的横向的网状的人际契约性关系”，“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市民社会，中产阶级，等等。因为中国社会缺乏这些必要的社会因子，假如西方式制度搬用到中国来，支持这个制度的因子不能起作用，同时因为旧制度已经被摧毁，因此也不能起到对社会的支持或约束作用，这就是萧功秦很佩服的严复的明言“新者未得，旧者已亡”所描写的社会和经济失序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进行现代化，而且会造成很危险的社会动荡或激进主义的政治浪潮。 知识分子不应当因为所谓的“独立性”而放弃他对社会的责任。同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必须是从一个客观，现实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因为追求个人利益或个人价值来从事政治。假设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的有机体，而人民的生存依靠着它的整体运行，知识分子不能因为感情或浪漫主义而主张把不合理的制度搬用到中国来：“向青春年少的诗情梦幻告别，走向成熟、经验与现实主义，这需要理性，但更需要勇气，是一种与自己珍视的浪漫主义信念决裂的勇气”。（注：萧功秦集，第121页。）换言之， 知识分子必须纠正从近代以来不适合现实的抽象理念—“假话”—的倾向而以讲适合现实与中国国情的“实际”话为自己的最高职责。 说“真理”：王小波 不管是从他的小说还是杂文里，我们都容易看得出王小波的思想的最大两个来源。从哲学角度来说，以罗素为代表的英美式的实验理性主义对他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罗素认为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的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注：许纪霖，《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上海文学》1997年12期，第2页。 ）决定是非好坏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实验，因此为某人决定的唯一的人就是他自己。用王小波在文章里谈到的俗语来说，“此人之肉，彼人之毒。”（注：王小波，《自序》，《我的精神家园》，第1页。 ）理性不仅是王小波的思想以及他的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他性格的特点。一方面，理性是保障人的幸福的唯一的力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很欣赏逻辑学、数学、科学的人，他认为理性或知识本身是好的，而追求理性与知识也是他终生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