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介与后文学时代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定家,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中州学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0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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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网络媒介与文学发展”的一系列论文中,人们一再重复着这样一种观点:互联网这个最富有活力的新媒介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人类社会迈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都将随之发生革命性改变。神奇的网络媒介,似乎在弹指一挥间就已对整个世界实施了魔法,对整个社会系统和文化机制进行了颠覆与重构。随着网络媒介对文学产生及其发展模式的强烈冲击和深度介入,文学的千年帝国——这个以文字为依托的语言艺术乌托邦也明显发生了大河改道式的巨变,即便是那些习惯于冷眼看文坛的文论家们,在“文学消亡”骤起的惊雷声中,也纷纷陷入“喧哗与骚动”的仓惶之境,或震惊、或尴尬、或愤怒、或茫然。

      尽管网络媒介对文学艺术的冲击和影响迅猛而强烈,但大多数文论工作者仍然不愿意相信文学会就此消亡。原因很简单,无论网络媒介如何发展,人类对审美和艺术的理论思考不会消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文艺学和美学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难,它们总会与时俱进地调整思维方式,改变叙事策略,变换生存样态,善于从逆境之中寻求更为有利的发展机遇,这种随机应变、“与世推移”的灵活性是“文学不死论”的依据之一。在一些质疑“文学消亡说”的文论家看来,“文学不死”还有更重要的依据,那就是人的无限丰富性,人的需要,包括人的审美需要、审美趣味、艺术爱好等都是无限丰富多彩的。文学所创造的“内视世界”和影视所创造的“图像世界”各有优势,可以同时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需要。杜书瀛先生在《网络媒介:解构与重建文学世界》一文中认为,“抽象艺术”和“具象艺术”也可以并行不悖,古典与现代也未必形同水火,“精英艺术家”也不会被“卡拉OK演唱者”取代,它们在历史长河中还会不断涌现,并且会不断产生照耀时代的巨星。

      坚信“纯文学不死”的批评家们则认为,文学的“幽灵化”或“零散化”是其“向死而生”的关键所在。批评家陈晓明从德里达早期的代表作《论文字学》和《写作与差异》中发现了文学不死的奥秘。他认为,在德里达的思想中,“文字”和“写作”具有同样的意义。文字的本质是延异,写作也是延异。而文字的延异就是幽灵化,因为任何写作和文字,本质上都只是延异的踪迹而已。只有理解了文字的延异,才可以理解文学的幽灵化;也只有理解了文字的幽灵化,才能理解后现代时代的文学真正的魂灵所在,才能理解纯文学不死的精神。这种多少有些神秘主义倾向的言论,与米勒《论文学》一书的卷首引言“余下的都是文学”颇有神似之处。

      我们知道,德里达对文学与图像暧昧关系的论述颇多独到之处。陈晓明在论证文学不死时像米勒一样接受了德里达的影响,他在《不死的纯文学》中比较图文之间的差异时认为:“文学是一个字一个字堆积起来的——那是对自我埋葬的祭祀。图像则是欲望的爆发,她是那么贪婪,那么无所顾忌,她展现了她的全部的身体,她总是扭曲和抖动。因此,网络媒介时代的文学与文字,使逃亡变成一次归乡,使图像的压迫、追捕、驱逐,变成图像的孤独之舞,变成图像的裸奔。”路文彬甚至认为,图像文化的狂躁不安业已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失聪”的主要症结所在。然而,中国学者笔下似乎少有米勒那种迟疑不决的发问:“再见吧,文学?”譬如叶匡正断言文学必死!而陈晓明则断言“文学不死”!陈晓明相信,文学在应对网络媒介冲击时,它会以其对大时代的屈服,以其对命运的服从来适应生存条件的改变。它现在是以“归乡”的自在步伐坦然地行走,走向超越性的无限伸延之路。在陈晓明看来,文学所具有的观念性的力量,如美、爱与皈依等理性,也许远比文字本身的存在更具有远大的意义。但也正是文字始终在倔强地守候着这些理想,“纯文学”因此不死,这就是陈晓明所谓的“不死的纯文学”。

      也许有人会说,评论家们要退守到文字堡垒中去寻求文学不死的魔法,这本身就是文学帝国遭遇非常危机的明证。在网络媒介时代,图像四处扩张,弥漫视觉世界,但这无损于中国批评家们对文学帝国永世长存的信心。陈晓明在《不死的纯文学》中不无乐观地认为:“文学隐藏于图像之后,隐匿于生活的缝隙之间,填补那些剩余的空间。文学被图像击碎,但不会被图像埋葬,文学以其更加灵活自由的方式存在于当代社会。文学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渗透进当代生活,渗透进当代日常的语言和交往方式。看看铺天盖地的广告,图像显然图不尽意,都要记住语言,而能在口头流传的都是洋溢着文学性灵感的那些词句。”即便在这个“眼见为实”的时代,口头流传的东西在诗意严重缺失的社会日渐变得无足轻重,即便“言不尽意”的情况在文学领域远比图像领域普遍得多,德里达所暗示的“幽灵化”或“零散化”仍不失为“文学不死”的一个含混借口。

      但是,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德里达的另外一些说法恰好为文学消亡论提供了依据。其中最为中国学者熟知的是美国学者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反复引用的德里达的名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认为:“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显而易见,米勒所谓的文学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学不是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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