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11)04-0170-07 当文学与另外一个学科相遇时，有两种基本的结合方式：一是借助于某一个学科的理论，对文学现象加以解释与说明；一是以对文学现象的研究为依托，去解决另外一个学科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应当包含两种基本的范式：以文学自身为本位的研究和不以文学自身为本位的研究。 从逻辑上讲，任何一种文艺学跨学科的研究思路，都可以取范式一与范式二两个相反的方向。如文艺社会学研究，可以用社会学理论去解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文学形象的典型性等文学问题，也可以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去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风俗、阶级分化状况、道德伦理观念等社会学问题；文艺心理学研究则既可以借心理学的概念与研究方法去弄清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活动的心理过程，也可以借助于对文学家创作心理与文学作品中人物心理的分析，去研究诸如人格的形成、心理变态、社会无意识的表现形式等心理学问题。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认为范式一才是文学研究，范式二不应归入文学研究的观点是讲不通的。首先，从理论上讲，文学价值论问题，一直是文学理论思考的核心问题，因为“文学的本质与文学的作用在任何顺理成章的论述中，都必定是相互关联的”。①而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文学的审美功能、交际功能、心理调节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宗教功能等等，都无法回避。许多时候，对某一特定功能的强调还会成为某种流派建构自己文艺理论体系的支撑点。而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借助范式二方向上的研究成果。其次，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具体实践看，范式二不仅大量存在，许多时候还会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潮。 一、1980年代的文艺心理学：在游移中从第二种范式逃离 从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开始，对文学之外的现实的介入成为许多理论家进行文学研究的主要动机。许多时候，文学研究是理论家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看法的一种途径与手段。借文学去分析批判社会，介入现实政治、革新伦理道德，不仅是作家，同时也是文学研究者普遍的价值诉求。因此，曾经在20世纪相当长时间内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文学伦理学研究思路，基本上可以归入范式二的范畴。 “新时期”之初，这种状况依然持续。当时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义不容辞地参与甚至领导着改变中国命运的“新启蒙”运动。理论界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重提，以及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呼应了整个社会对“文革”中出现的专制政治扼杀人的思想，人的尊严的反思。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既是这种反思的进一步深入，同时又与刚传入中国，引起思想界极大兴趣的西方个性解放与非理性主义思潮有直接关系。 然而，“新时期”的文艺学研究，又是与对“工具论”文学观的怀疑与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独立性”主张，作为试图摆脱政治干预，寻求学术独立与精神独立的一张盾牌，被许多人接受。倡导文学独立性的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关注的只是文学的一些外部规律，借此根本无法准确地理解文学问题。为了纠正这一偏颇，必须使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研究开始关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性内涵，关注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与作家独特的心理结构，关注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中独特的思维方式。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便是在这一背景中被激活的。 因此，文学心理学在1980年代的出场，“是与新时期特定语境中人道主义话语相关联的，是在摆脱政治工具论回归文艺自身的呼声中作为‘向内转’的文学主体性思潮的一部分复出的”②。在新时期的文学心理学研究中，文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与文学关怀重叠在了一起。一方面，这一研究视角的出场，是对社会主流思潮的呼应；另一方面这种呼应又带有强烈的纠偏意味，代表了文学研究试图走出传统研究的范式，回归文学自身的努力。这种复杂状况，决定了新时期的文艺心理学作为跨学科研究，既带有范式一的特征，又没有完全走出范式二的思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与游移。 站在文学本位的立场上看，文艺心理学方法的引入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人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即文学活动必须通过人实现，人的心理活动是文学活动得以展开的中介性环节。因此，文学研究中的心理学方法不仅对传统的社会学方法是一种有效的补充，而且，在当时的理论界看来，它比传统的社会学方法更容易切入文学内部，发现文学的内在规律。正因为这个原因，新时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绩是引人注目的，它之所以能够在今天还经常被人提及，甚至被视为新时期文艺学研究中的“显学”，基本上凭的是自己在作家创作心理、文学接受心理等方面的理论实绩。 然而，“新时期”文学心理学对范式一的坚守并不彻底。当用心理学方法去研究文学问题时，研究者应当把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中存在的心理活动，作为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对象去认识。为此，一方面应当全面借鉴当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应当借助诸如心理实验、谈话、心理调查等当代心理学常用的方法。“新时期”的文学心理学研究则在理论取向上，存在过分倚重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具有较强人文主义色彩的心理学理论，对类似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等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理论成果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的偏颇；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新时期”的文学心理学研究则始终没有摆脱传统文学研究的哲学思辨方法与内省方法，对当代心理学研究中的诸多实证研究方法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这种状况限制了当代文学心理学研究向更深层面开拓的可能性。特别是研究方法的片面性在许多时候导致研究结论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弱化了文学心理学应有的科学文艺学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