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理想：叔本华还是席勒？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4-0093-09

      李长之在《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中指出：“他承了传统的中国式的批评的方式，颇又接受了点西洋的思潮，有他独到的见地，而作了文学革命的先驱。”①除李长之外，吴文祺、浦江青等多位民国学者也持此说。但是，在1949年以后，王国维的学术形象由“文学革命的先驱”剧变为“腐朽没落的封建文人”。王国维形象的剧变，自然与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相关，但是，这也与学术界长期严重误解王国维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境界”说分不开。

      对“境界”说的严重误解，主要表现在将它判定为“以叔本华的悲观唯心主义美学为本”。这个说法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由缪钺等人提出，但它作为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定性的论说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被确立的。因为被判定为“以悲观唯心主义美学为本”，“境界”说就赋予了王国维文艺思想的消极悲观的实质和色彩，表现的是与20世纪文学革命背道而驰的思想倾向。因此，以“境界”说为代表的王国维文艺思想，非但不是文学革命的先驱，反而是文学革命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境界”说的评价出现了相应的转变。但是，时至今日，“境界”说仍然被普遍认定为“以叔本华的悲观唯心主义美学为本”。这就是说，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根本误解并没有被消除。

      “境界”说的主旨，集中表现在《人间词话》前五则中。这五则词话表达了三个要义：首先，诗词以“境界”为本（第一则）；其次，境界的核心内涵是“自然与理想结合”（第二、五则）；再次，境界的构成原理是“有我与无我的统一”（第三、四则）。在这三个要义中，“自然与理想结合”是核心，是根本。这个诗学命题（“自然与理想结合”）是席勒的人本主义诗学的宗旨，它表达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美学的最高理想。王国维追随席勒，主张“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②，以自然与理想统一为诗歌的理想境界，将人本主义的理想精神作为诗歌创作的核心动力，这是对传统诗学观念的一个真正革命性的突破。

      对“境界”说的严重误解，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自然与理想结合”的现代美学革命意义。一方面，一些学者将之归结到传统诗学观念下，用传统的“情景”说（或“意境”说）来诠释它；另一方面，因为王国维曾受到叔本华美学的强烈影响以及“境界”说的表述与叔本华的相关表述文词近似，更多的学者将之归结为叔本华美学思想。要纠正既往的误解，我们需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与传统诗学的对比中，揭示“自然与理想结合”命题的现代美学内涵；二是剖析叔本华美学对自然和理想的观念，判定它是否能成为这一诗学命题的思想资源；三是剖析席勒诗学原理，揭示它是否可能而且在如何成为“境界”说的核心思想的资源的。

      一、以传统诗学思想对“自然与理想结合”的诠释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第二则）③

      这则词话，有两层含义。其一，引用理想主义（理想派）与现实主义（写实派）概念，划分诗词境界，认为理想主义以理想境界的创造为主，即“造境”；现实主义以对自然现实的模仿为主，即“写境”。其二，王国维又认为，这两种境界是很难区分的，因为“大诗人”的诗词境界必然是自然与理想结合的，他明确主张“自然与理想结合”的诗学观。

      从字面看来，这是一则简洁明确的词话。笔者作如上解说，研究者大致都会认同。但是，由于对“写境”与“造境”、“自然”与“理想”诸概念的具体理解不同，更由于对这则词话的思想来源的理解不同，不同的研究者的解释就相互不同、甚至矛盾。

      叶嘉莹认为，“写境”是根据事实写出，“造境”是凭想象虚构。基于这个认识，她认为王国维在此则词话中着重于“写实”与“理想”两派分别的根据。她说：“他（王国维）所着重的原来只是二者之‘所由分’的一点根本上的差异而已，而其差别之处，则在于取材于现实中实有之事物者为‘写实’一派之所由起，而取材于非现实中实有之事物，而但出于作者意念中之构想者，则是‘理想’一派之所由起。本来此种区别实在极为简单明白，然而事实上一般文学作品中，我们却极难如此作截然的划分，所以静安先生乃又提出了‘然二者颇难分别’的话。”④这个结论，显然不符合王国维所谓“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之说。因为王国维明确指出了“大诗人”的诗境创造是“自然”与“理想”的结合。

      徐复观对“写境”与“造境”两概念的理解，与叶嘉莹一致。但不同的是，他对这则词话是基本否定的。他说：“写由观照所得之境，自然是写境，此时是触景生情；写由想象而出之境，自然是造境，此时是因情铸景。想象时，常将平日观照所得之境加以熔裁，故想象中有现实；观照时，常将被观照的对象赋予以观照者的精神情感，在不知不觉之中，使其由‘第一自然’升而为‘第二自然’，故观照中亦有某种程度的想象。在诗人的创造过程中，常是观照与想象互为主客，互为因缘，所以一篇之中，常有写境之句，同时亦有造境之句，有在写境中的造境，有在造境中的写境。……如何可用近代的写实与理想两派来加以分别？虽然王氏自己也下了转语，而在‘自然中之物’一条，乃为引申此条的转语而写的，但既未能道出造境、写境之所自来，却遽牵附于理想、现实两派之上，所以我说这是由体验与观念的欠分晓而来的夸张。”⑤这一批评依据的是传统诗学的“情景”说，其基本原理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语）。具体讲，如周振甫所言，“既是跟着景物的不同来曲折描绘，也是跟着心情的不同来抒写。因此，这里主要讲情景交融，所以说‘情貌无遗’。它没有把抒情和写景分开来说。”⑥“情景”说主张“情景交融”，亦即“写境”与“造境”的融合，徐复观依据此说，自然反对王国维对两者作区分。当然，徐复观最排斥的是王国维引入现代西方文论中的“理想”与“现实”的概念对中国诗词创作作流派划分，称“这是由体验与观念的欠分晓而来的夸张”。由此足见徐复观诗学观的保守立场。与之相反，周振甫则积极肯定王国维对中国诗学的创新。他说：“王氏境界说提出造境、写境，即创造出一种境界或描绘出一种境界来，这个境界的提法就比情景说进了一步。还有，王夫之看到情景和心物以及哀乐的关系，没有触及自然中的景物和作品中的景物的不同。……从造境写境联系到理想和写实，联系到自然中之物和文学中之物，指出文学美术中所写的有其不同于自然之处，指出理想和现实的关系。这样的境界说，就远远超过前人的情景说了。”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