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6—0067—07 在大众想象中，后现代与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存在，后现代与消费社会、跨国资本、高科技和全球化联在一起，而马克思主义则产生在“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因此，与“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论断相呼应，有人认为后现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有效，甚至有人声称在新的政治经济的世界体系中，马克思的著作已被那些一直以他为权威话语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证伪”。另一方面，由于后现代所持的怀疑论的解构倾向，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后现代持拒斥态度，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颓废的思潮，是政治上的倒退。由此，后现代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到底有无联系，如何在后现代社会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后现代社会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这些都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存亡与发展的大事。本文以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个案，论述后现代社会中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注：广义上说，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重新解释”和“重新设计”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和流派的统称，它既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包括东方特别是东欧国家“异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里的新马克思主义取狭义，仅指与后现代社会中的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特点和贡献。 不可否认，后现代社会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后现代对中心的解构使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受到威胁，后现代所标举的反本质、反整体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其深度模式的消失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和辩证法被大大削弱，后现代去差异化的特征也对马克思关于经济、政治乃至阶级的划分提出了质疑，如此等等。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作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代表，詹姆逊并不像有些左派那样消沉和悲观，而是自觉担负起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他认为正是这些挑战为重振、复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灵感。在批评理论的建设上，他一方面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同时也认识到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老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范式已经难善其用”[1]（P11）。他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希望在后现代社会这个新的历史语境下重建马克思主义批评。 一、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的联系 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詹姆逊看到了后现代与孕育它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之间在结构上的相似。他在各种场合下多次提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是惟一把资本主义作为整体加以分析的科学体系[2]（P219）.[3]（P73），而后现代社会则是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辩证的变异，是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后现代作为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其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典型。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全球化趋势就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论述十分吻合。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时至今日，随着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特别是空间的拓展和技术的革新，资本正在渗透到那些迄今为止还未完全商品化的世界各地。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社会作为形态上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许比马克思那个半工业半农业的社会更接近马克思的抽象模型。“全球商品化的倾向比在现代时期更清晰可见，更容易想象，因为在现代时期，顽固的前现代生活的现实仍然存在，阻碍着商品化的进程。正如马克思在《纲要》中所揭示的，资本必然倾向于一种全球范围的市场，而这又是它最终危机之所在（因为进一步的扩展不再可能）：这一学说今天对我们远不像在现代时期那么抽象；它指出了一种观念上的现实，不论理论还是文化，都必须马上把它提到自己的日程上来。”[4]（P68）这种世界市场的扩张和普遍的商品化趋势使今天比马克思那个时代离他所憧憬的理想要近得多，同时这种空间扩张的极限也导致了西方有关历史终结的焦虑。 不仅如此，詹姆逊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在深层的理论问题上也存在着契合点。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之初就宣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锋芒所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的否定性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一样，都体现了人文科学的批判性功能。德里达曾指出：“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5 ]（P21）后现代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 知识批判和语言批判中也内在地蕴含了社会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在抨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固有制度方面都具有一股颠覆性的政治力量。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讲，后现代社会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和潜在的大众和民主的呼声，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有一致之处。 在文学批评上，马克思主义批评本身具有一种跨学科的性质，它强调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与文学的互动作用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现代主义追求文学的独立自主性和艺术形式的精致，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则打破了现代主义所推崇的文学自律性，并逐渐消弭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人们重新意识到，无论哪种话语都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文学和文学批评批评必须再次直面权力、控制、社会压迫和社会歧视。重返历史和意识形态阵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当今社会对批评的召唤。特别是在后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的边界正在抹去，“经济逐渐与文化重叠：每一件事情，包括商品生产和高水准的投机金融都成为文化的了， 而文化也同样深深地被经济和商品定位”[4]（P73）， 这种超越文学的“大文本”观念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驰骋疆场。 当然，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性质是提出新问题的能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认为，最好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的，它并没有终结真理。 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逾越的视界” 当然，后现代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毕竟不同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是在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人文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修正和发展。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詹姆逊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固定的体系，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发展的领域。他不仅研究经典马克思，研究萨特、卢卡契、阿尔都塞、阿多诺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还仔细辨析了20世纪出现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并且通过介入与后现代的论争进一步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这些理论同时也构成了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重要来源。正如海登·怀特所指出的，詹姆逊“认真等待其他批评理论家”，尤其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因为他懂得任何理论都将依其能量来衡量，不是要驳倒对手，而是要把最强大的对手的有用的和富有洞察力的东西归为己用”[4]（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