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359（2000）06—0074—05 一、商业主义导致文化消费的“伪大众”与“精英偏至” 西方著名学者艾森斯塔德在其研究工业化国家现代化问题的专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曾指出工业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其文化方面将朝向世俗化方向发展，这主要是其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政治平等概念使然。这种世俗化趋势将导致两方面变化：一是精英文化将更加广泛地参与到群体中竞争；二是大众文化出现并使长期被上层文化蔑视、排斥的文化空间加入到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应该说，自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中心”的逐渐解体，艾氏所呈示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文学领域中也同样存在并发展着，且声势在当下用“文化霸权”予以描述也不过分。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文化消费是相对物质消费的另一种精神消费，它是组成人们日常消费的两大基本类型。具体是指人们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方式来消费文化消费品和劳务的过程。构成文化消费活动有三个要素：一是有文化消费需求的消费者，这是消费主体；二是有闲暇时间和经济条件；三是有文化消费品，这是消费客体。文化消费品可以是物质形态的，如书籍报刊、音像制品及录像录音机等，也可以是劳务形态的，如各种表演艺术活动等。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消费品是指物质形态的商品，主要是书籍报刊一类文字性东西。它在我国的消费特征，不仅与文化市场的繁荣密切相关，而且与当下正处于转型之际的政治、经济形势有着同步对应的内在联系。 一般而言，大众文学从70年代末开始到日盛一日地呈现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大片大片地占领大众文化市场。但透过空前的热闹景象，我们看到，整个80年代，尤其是前期，大陆文坛相继走红的武侠、言情、侦破、推理等基本上是移植性的，它并未产生真正具有本土意义的大众文学，而只是在大众文化消费层面上冲击了原有结构。进入90年代以来，大众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精英文学的关系，在经历了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之后，也一改域外流行文化不说独领风骚，起码尽得风流的局面，文坛上的武侠言情小说、传记文学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大众文学之所以如此走红，显然与文化进入市场以后，创作上的商业趋利思潮不无关系。自然，这种思潮促成的文化消费的勃兴确也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它尽可能地满足了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阶层人的娱乐需求，实质性地打破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单一的“载道”的教化模式，有效地弥补了精英文学主流文学只注重艺术实验和社会功能而忽视其娱乐消遣的功能失衡，促进了艺术的民主化和多元化。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其间存在的不可小觑的畸形现象。事实告诉我们：以娱乐消遣为能事的大众文学在祛除文坛长期存在的政治化、精英化的痼疾，形成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利的过程中，现如今日益暴露出其文化霸权的面目，形成一种新的大一统的局面。加之社会生活中商业趋利主义思想对文化领域的浸透，致使媚俗乃至庸俗低俗的文化现象俯拾皆是。当然需要明示的是，这一畸形文化消费的出现，与其说是大众文学本身出了问题，还不如说是大量“伪大众”充斥其间的结果。正是这一“伪大众”现象的存在，既损害了真正的大众文学的创作声誉，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导致了文化消费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文化值的普遍下滑。 具体分析起来，文化消费中的“伪大众”现象，首先体现在过于浓重的商业化倾向上。在这里，“伪”是表象，商业主义才是导致它异化的真正原因。大众文学天然地具有大众性、娱乐性、商业性特征。但真正的大众文学，其商业性考虑当在大众性、娱乐性之后，而“伪大众”则恰恰将这种具有先后关系的目的性完全倒置过来。它首先考虑的不是作品的大众性、娱乐性，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商业价值。加上市场经济合理化客观上造成了商业主义和金钱主义价值观的合法化，于是就导致这种“伪大众”的现象愈演愈烈。其次，是体现在反大众的倾向上。文化消费品商业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产品的市场占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少“伪大众”作品想方设法迎合市民的消闲心理，不惜将人性中低层次的权力欲、物欲、性欲大面积、高频率地引入文本，以此来撩拨他们的潜意识乃至生理反应机制，诱骗他们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自己的钱袋。这样真诚的大众性被虚假的大众性所取代，精神上的娱乐沦为肉体感官上的享受刺激，至此，以大众性命名的文化与文化消费走上了反大众的歧途。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大众完全陷入“伪大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只能凭感官的驱使被迫享受被复制的欢乐，无可奈何地成为文本制作者的赢利创收的工具。 问题的严重性还远不止于此。当“伪大众”在文化消费中安营扎寨之后，它不仅极大地损及大众文学自身，而且还对精英文学为主体的纯文学产生整体的辐射影响，使之在商潮之中也彳亍艰行。如果说80年代中期以前，商业主义还只是在大众文学创作中流行，那末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商业性操作就不局限在大众文学的领域，而是成为包括主流意识文学与精英文学在内的相当普遍的行为（当然彼此程度是有区别的）。在这方面，最显见的表现也许是作家们开始注意作品的外在包装和发行中的广告意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合法化带给了大众文学的合法身份，使其摆脱了过去那种小心翼翼地在主流权力意志与民众趣味之间走钢丝的尴尬处境，从“边缘”走到“中心”，从“支流”走到“主流”；而迫使纯文学作家不得不改变过去对其不屑一顾的姿态，他们开始反思继而松动过去那份精神固守，从内容到形式诸多方面吸取大众文学的一些做法，对自我创作进行了调整，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实验型和政治社会型文学受到市场的冷落，如何在精神与物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寻找切合点，就尖锐地摆到了每一位作家面前。在此情况下，只考虑外在包装和发行方式的花样翻新显然是不够的，它必须要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等多方面向大众接近。于是，才有先锋派放弃语言层面上的游戏操作，从形而上的迷雾中走出又回到现实的故事性叙事中来；才有新写实被更加注重亲历性及淡化故事情节的以增加可读性的新体验、新状态所取代；才有新历史在堕向地面的过程中寻找新的超越和突破，等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