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6）07—0119—03 一、众人的狂欢 网络文际交流是以网络超文本为中介的人际对话活动。所谓“超文本”，是指既无固定方向亦无固定路线的文本的组合，表现为一系列非线性文本的链接。超文本产生的基础是基于超文本标示语言（HTML）的超链接（Hyperlink）技术。 该技术利用目录型、地图型、交互型等多种方式，从某文本单位随意放射出去，衍生出其他相关文本，从而在文本间建立非线性链接关系。网络文际交流便是基于超文本实践基础上的人际间的对话与协商。从形式上看，超文本通过不同文本的指涉交互生成。文本作为超文本中的节点，彼此间构成普遍的横向互联，从而消解了固定的控制中心。这一去中心的特质不仅颠覆了传统文本的线性结构，展现了非线性叙事特点，更重要的是，就文本写作中的自我投射而言，叙事中心正是作者主体性得以立足之处。如果这个中心遭到了彻底的解构，那么文本便不再代表一个有权威的作者的声音，而是成为无数链接和注释拼合而成的“马赛克”。这就导致了文本创作权力的分化，使传统意义上作者与读者的角色被打散和重组。因此，网络超文本使读者的主动权在更充分的意义上得以实现。任何人在掌握基本操作技巧的前提下，都可随时参与文本创作活动，将人为设定的权威湮灭在意义撒播的运动中。在共同在场的对话中，不再有时空上各自独立的作者与读者，不再有等级、隔阂和禁锢，人们可以重建一种乌托邦式的平等交流关系。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对话之所以可能，首要条件是主体要完全平等，不应有任何的特权和优势。只有在言说和辩论、开启与遮蔽的分布中有一种完全的对称时，纯粹的主体间性才会存在。网络文际交流的平等性隐含了对权威的破除，默认了个性与差异的存在。因此，从更深层意义上讲，网络文际交流实际象征了一种全民参与性的审美生活，它给人们带来了类似于俄罗斯著名美学家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在巴赫金看来，通过摆脱一切常规的束缚，人们尽情狂欢，以达到消除日常规范压迫和重建生存希望的目的，从中可获得一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审美体验[1](P157)。该审美体验通过对平民化嬉闹的强调，消除了人际间的敌对和隔膜，解构了神圣权威的宰制，恢复了个体间相互依存的记忆。某种程度上讲，巴赫金所标举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审美理想，与网络文际交流拒斥权威与专制的理念有着惊人的契合。同时，网络瞬息传递的特征使参与者可以在实时互动中开放地创造情节，交流因而具有了现场性和同步性。在台湾女作家曹志涟创办的另类文学站点——“涩柿子的世界”中，主打栏目《我叫张爱玲》便是由无数网络接手共同参与的文字接龙游戏。该文最初以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女主角白流苏命名，后来又有“紫流苏”、“红流苏”之类的线索加入，据说最终打算要让张爱玲小说中的所有女主角都粉墨登场，号称“张爱玲复活计划”。于是，接手们对所有约定俗成的篇章结构作大胆地拆解或戏说，对语音、语义任意把玩。文本在无休止的审美召唤中，在开放的链条中飘逸不定地传播着，话题也随之在联想式的不断分蘖中蔓然丛生。表面上，这些文本相互援引和拼贴，但其背后所指涉的意义与欲望却大相径庭。由于缺少了现实规范的约束，“超我”的监控力量在此变得相当微弱。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自由地设计角色，尽情地宣泄日常生活中积郁的情绪，嘲笑任何僵化的教条。这样一来，大量鲜活、异质的个体经验汇聚一起，最终导致了多种声音的并存，出现了众声喧哗的格局。 二、孤独的“陌生人” 在现实领域，人际交流常常是依据某种普遍的价值规范进行的。所谓普遍的价值规范，又称普遍的社会经验视野，它包括了应当或实际与社会全体成员有关的全部事情[2](P274)。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能否达成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以这种普遍的价值规范为标准和依据。它为思想、行为制定了明确的公共性原则，人们以此为依据，进行沟通、解释、商讨、争论，从而加强彼此间的依赖感和归属感，建立起具有高度密切关联性的人际共同体。按照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的观点，这种高度密切关联的人际共同体当划归“首届群体”。其特征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群体成员在亲密的、面对面的基础上，彼此无拘无束地发生相互作用[2](P108)。可见，在现实生活中，普遍价值规范具有某种秩序化的力量，在形成和谐、统一的人际关系方面，起着重要的凝聚作用。 如今，网络文际交流以一种去中心的话语模式冲决了权威和等级的堤防，否定了以普遍性和确定性为本质规定的“元叙事”模式。这虽为实现一种最为自由的个体精神的张扬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但同时又使普遍价值规范在根本上面临着被否定、被搁置的危机。原因在于，充当话语载体的超文本一旦成为无限开放的“意指链”，便极易导致意义的延异流动，且任何意义都是随时生灭的，不再有普遍性的阐释或说明。通过宣扬意义的多元化和非确定性，实际象征了选择的无根据和判断的无标准。个体成为自身价值根基的确立者，或者说，网络空间成为了展示个体自身价值的舞台，从而造成了普遍价值规范的缺席。 这虽然可以使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解放和自由，然而，没有了普遍价值规范的约束，偏离了普遍的社会经验视野，网络文际交流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哀”。19世纪的英国，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公共牧场”，当地村民可以从中自由放牧，结果个人为了得到更多利益而过度放牧，导致牧场被破坏，使集体利益受到损害。在此，我们也不妨将多极式网络文际交流产生的后果比作“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哀”。伽达默尔提出，对文本的解读实际上就是自我和他人的交流过程，“解释学在心灵的距离之间架起桥梁，显示出别人心灵的异样性”[3](P278—279)。然而，如果“个体意识失去了自我规定的属性，把社会抛在一边，只是在单一向度上寻求发展”[4](P35)，完全以差异挑战整体、以歧异摧毁共识，那么差异、歧异就会播撒使价值中心崩溃的文化细菌，从而抹杀了主体间沟通的可能性。正如黄厚铭所说：“网络人际关系的特色并不在于它们是经过媒介的（mediated），而在于它们是以网路的媒介特性为基础，而建立起虚拟社区中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接触。”[5] 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文际交流确实如同一场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游戏。“陌生人”是社会学家西美尔在讨论社会空间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把陌生人视作来去自由的潜在的流浪者[6](P110)。在这里，“陌生人”反映出网络文际交流关系的若即若离：一方面，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可以与群体中的每个人发生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是不确定的、随机的。借助超文本，网络将不同地域的人们聚合到一起，特别是游戏的仪式性，似乎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庇护，令人产生复归于整体的幻觉。但由于缺少了普遍价值规范的维系，这种聚合不再是有机的统一，而是一种仅限于表演的直观性的、偶然的、松散的“马赛克”拼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