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5—0066—08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里达在美国以文学批评家和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从事学术活动，他总是在文学场域内实施他的解构操作。在国内外文学批评领域，解构也成为批评家们的时尚。但是我们发现，德里达的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不洽适性，有一条根本的裂痕阻止着德里达解构理论直接通达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界应对这一裂痕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场”和“隐喻”是德里达攻击哲学形而上学的两个根本性概念，它们也恰好是文学理论中的两个关键概念。笔者以下就从考察德里达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入手，显示他的立场与文学的立场之间的这一重要裂痕。 一、德里达的“在场”与文学的“在场” 在场就是在现场，就是出席，它表明主体对所指的场合拥有确切经验和亲身经历。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① 一书中指出，形而上学为了证明自身合法性而引入在场机制。在场这样证实自己：“因为当场而且立即独立于主体性事件和活动的理想对象无限地被重复而始终还是同一个对象”[1]95，从而它们既获得即时性，又获得永久性。按理，可重复的东西是不可经验的，是“理想对象”。为了使之可经验（这是在场的关键），必须找到一个现实的物质要素，德里达称之为“中项”。“它（理想对象——引者注）的理想存在既然在世界之外就一无所是，它就应该在一个中项中被构成，被重复，被表达，而这个中项无损于在场和追求它的活动的自我在场：这个中项既保持了面对直观的‘对象的在场’，又保持了自我在场，即活动对自身的绝对靠近……声音就是这种因素的名字。声音被听见。各种语音符号（索绪尔所说的‘听觉形象’，现象学的声音）被主体听见，这个主体在它们的现在的绝对接近中把它们发出声来。主体并不要越到自我之外就直接地被表达的活动所影响。我的言语是‘活的’，因为看来它们没有离开我：它们没有在我之外、在我的气息之外落入可见的远离之中，它们不间断地归属于我，并且无条件地归我所支配。[1]96 也就是说，当主体在讲话时，声响这种物质要素似乎从外面触及主体的感官，使主体处在被触动中，它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因而主体有一种就在现场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听觉要素（能指）在随后消失了。“声音的‘表面超验性’系于总是身为理想本质的所指，即被表达的意义直接向表达活动在场的东西。这种直接的在场系于能指的现象学‘身体’在它产生的时刻就似乎消失的东西身上。能指似乎已经属于理想性的因素。从现象学的观点看，它自我还原，它把自己身体的世俗不透明性改造成为纯粹的半透明性。这种可感身体的形式与其外在性的消失，在意识看来就是所指直接在场的形式本身。”②[1]98 如果能指一直是凸显的、可感的和不透明的，意义就一直在我之外，无法归属于我；在触动我之后，语音（能指）必须使自身隐去，而让位于所指，由所指占有能指原来占有的位置。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到一种语音时，我们觉得直接就听到了意义本身，在声音和意义之间没有阻隔。这个过程使语音这种物质要素所拥有的真切性的好处被它所携带的超验信息——所指所得到，意义由此有了物质性证据，以证实自己在场。德里达称这种“被听见——说话”的现象为“一种绝对独特类型的自我影响”[1]100 。自我影响（auto-affection）这个词表明一种被动性（自我受到“影响”），同时也表明这种被动性是通过自我作用（auto，自己听见自己）生成的，因而它也被称为“自恋”的行为。③ 但德里达揭露道，这种在场实际上是虚幻的。首先，如果作为在场根据的“被听见——说话”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影响”或“自恋”现象，它就并不具有真正的客观性。其次，在场的在场性取决于能指的消失，就是上文所说的能指的隐去。但实际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再次，在场所需要的起点是达不到的。如要证明在场，就必须证明存在着最初被我们听到、看到的一个原点，意识或语言是对这一起点的追逐。德里达指出，“被感知的现在的在场只有在它连续与一个非在场和一个感知组织在一起时，即与回忆与最初的等待（持存和预存状态）组在一起时才可真实地显现出来”[1]81，而当意识反身转向被认为是在场的那个瞬间时， 那个瞬间已成为过去，在场在意识中已经被阻断。这种“间隔”现象无限地推迟了对起点的通达，从而令在场落空。最后，在场需通过文本，但文本作为语言的书写，并不具有实体性。德里达称书写为“替补”，即用文字及其运行体例替代非文字的“纯粹在场”（“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德里达补充道）。“无限系列的替补必然成倍增加替补的中介，这种中介创造了它们所推迟的意义，即事物本身的幻影、直接在场的幻影、原始知觉的幻影。”[2]228 德里达揭露“在场”机制对形而上学所起的基础作用，在哲学上无疑是重大发现。那么，德里达意义上的在场与文学意义上的在场的经验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知道，文学追求在场。文学这样做是不是也使自己成了形而上学的呢？ 笔者认为，这关键要看文学中的在场是一种什么样的在场，或按德里达的术语，它是所指的直接在场，还是由能指引起、并且能指仍然凸显的在场？ 我们来看一个文学在场描写的实例： 当疼痛充满我的感觉神经的最后一个细胞时， 我的脑海里已暂时地把时间、地点和所发生的事情混杂起来，这时我感到左右两旁的深渊更加深不可测，我躺在担架上晃晃悠悠的，好像置身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底座，向绿色的天花板升腾而去。到了这种时刻，我间或也想到：自己莫非已死了，莫非徘徊在痛苦万状的地狱门前，而光束勾画出来的那个门框，对我来说好像是通向光明与良知的入口，一只温厚的手也许会把它打开，因为我自己此时此刻已经像一块石碑一样一动也不能动了，死了，只有从头部伤口放射出来的剧烈的疼痛以及随之而来的恶心呕吐算是唯一的生机。 此后，疼痛又减弱了，好像有人把钳子松开了一点，现实对于我不再是那么残酷可怕：这种有层次的绿色氛围对阅尽苦难的两只眼睛来说是宜人的，这种无限的静穆对备受折磨的两只耳朵来说是舒适的，而回忆对我来说，好像是在看走马灯似的一幅幅与己无关的画面。一切似乎都离得无尽的遥远，然而实际上它们仅仅发生在一个钟头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