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大约是对文化、文艺问题发言最多的一位。这表明：全神贯注于“文化领导权”问题，高度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坚持不懈地从这个角度阐述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重要特征。 与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紧密相关的毛泽东思想中包含如此众多的文化、文艺问题，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这既是对政治和历史专业的研究者的挑战，更是对文学研究者的挑战。它几乎天然的使对这时期的文艺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政治和历史。 一、引言：“政治”对文学的专制？ 当前，对中国当代文学“17年”(1949-1966)基本特征的描述，是高校教材中通行的“一体化”叙述。所谓“一体化”是指：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权力”对于文学的垄断和专制，从而造成了作家、作品的单一化，对待遗产态度的简单化，由于文学和作家的组织化(指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成立的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等机构)，而造成了文化的等级制。①但是，当着上述论断强调新中国成立17年来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垄断”之时，它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其自身的高度抽象和模糊性。例如，这里的“政治权力”究竟是指什么？指毛泽东本人？指一个或多个机构(共产党组织或者作家协会)？还是指“整个左翼文化”的主导地位？——而所有通行的教材都没有明确、正面地回答这一问题。于是，大多数文学系的学生难免这样直接提问：究竟什么是“政治”和“政治权力”？“政治”与“政治权力”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就是其“非政治性”？ 显然，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遇到的尴尬，其实是与研究者缺乏对如下命题的理解密切相关的：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也正是由于不理解、乃至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今天变得语焉不详和自相矛盾。 究竟什么是政治？当人们提议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从福轲(Michel Foucault)所谓“从权力的竞争关系中”去理解事物，②甚至就意味着从毛泽东所谓“矛盾”的角度去理解事物。当前者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政治性”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后者所说的：“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其对立面”。因而，在最简明的意义上，所谓政治，也就是对矛盾、竞争着的权力和权力关系的描述。而马克思主义，不过更为强调阶级权力和阶级关系在诸种权力关系中的纽带作用而已。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和意大利共产党前总书记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理解是最为接近的。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通过把文化和权力纳入到阶级关系中去思考，从而瓦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这在葛兰西，就是发现了“霸权”(Hegemony)一词。③这个词意味着，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和传媒等手段造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得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服从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是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而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总结了一套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战术，所谓“文化领导权”是指：革命者在政治、经济和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而变被动为主动。同样，葛兰西说：权力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权力有“软硬两手”。他们同时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一个政权能否存在下去，并不简单取决于其武力和经济能力，而是取决于这样的权力是否“合法”，其“软权力”是否深入人心。(所谓的“软权力”就是指“不必强制而为人们所心甘情愿所遵循的权力”)。 根据他们的描述，上层建筑并不总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则意味着悖论或矛盾的两点：(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可以臣服于作为“社会共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帮助资产阶级统治自己”；(二)而在经济基础发生了社会主义转变的制度下，其上层建筑依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的，这一点，也绝不会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自动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同样也可以帮助丧失了经济地位和基础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统治自己，甚至听任他们从文化上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合法性。“合法性”(Legitimacy)和“认同”(Identities)本身首先指涉的是文化问题，涉及审美、价值和性别诸方面，但是，它也涉及国家乃至国际准则的政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显然是更为根本性的政治问题。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与劳动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但是，如果它的“文化合法性”没有被动摇，那么革命也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可能真正胜利。如果没有“文化合法性危机”这一条件，那么马克思所叙述的“经济危机”就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充分条件。而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实际上苏联就是如此。④ 当前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将所谓“一体化”趋势归咎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发动的一连串文化批判运动，并认为这些运动本身作为毛泽东以“简单粗暴的”政治的方式干扰文艺的恶果，表现了毛泽东的“反智主义”和“反文化”的专制偏好。然而，历史反复证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并无特殊的恶感(起码与他的党内同志相比就更是如此)，即使发动“文革”时期，他依然这样告诫党内的激进同事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右派，那怎么成呢？哪有那么干净的？”“一个党行吗？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民主党派还要，政协还要。”⑤不过，也毋庸讳言，整个建国到“文革”爆发的17年，毛泽东对于党内“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最大的意见，就是认为他们过于埋头于具体的行政事物(包括经济问题)，而不注意“文化领导权”问题，从而放松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合法性危机”的警醒。他在1966年10月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中的讨论时这样说：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看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⑥早在1950年，装饰艺术家高庄就曾写信给毛泽东，直率地称毛泽东并非某个特定门类的艺术专家、乃至伟大的艺术家，而毛泽东对此欣然接受，⑦由此既可见毛泽东的胸怀，也表明毛泽东从来也不是凭借个人偏好简单地介入文化和文学问题的讨论的。实际上，毛泽东的每次对文艺问题的介入，都表现了他对于文化和文学问题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观察，更体现了他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对于新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深广的忧思。抛开毛泽东是否“简单粗暴”这一问题暂且不论，19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对于毛泽东的文艺观的态度，恰恰可谓十足的“简单粗暴”——这种“简单粗暴”，特别地表现在：毛泽东的批判者们，很可能并没有搞清楚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而更为讽刺性的却是：他们用来批判毛的武器，竟然就是福科、葛兰西这些西方左翼理论思想(以可疑的“后现代主义”的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