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54：“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作为一个佛教用语的“世界”，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与英文的The world同义。前者意味着在循环论的，或曰永恒轮回的时间中升沉的不同空间(“六道轮回”、“上三界”)中的一个，包含着佛教对于宇宙运动的理解。①而后者(The world)也不仅仅是指地球上人类生活，它同时更与一种特定的“世界观”相联系，自18世纪后期启蒙的世俗世界观逐步在欧洲形成以来，它既指对于地球上的人类生活的安排(发现与开发)，也指一种直线进步(欧洲向世界的发展与扩张)的时间观念。而所谓“同一个世界”(one world)的普世主义说法，则蕴含着如下的判断：空间是客观的，整体的，中性或中立的，反之，时间则是变化的，有生命的、辩证的，是(在新旧矛盾中)不断发展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的“世界观”(或者说宇宙观、时空观更恰当些)乃是对欧洲启蒙主义的时空观的反拨。在毛泽东看来，空间恰恰不是整体的、客观的、不变的，相反，空间是矛盾的、辩证的、运动的，空间才是斗争的场所，是变迁的根源。这不但是说：从来没有过所谓“同一个世界”——而有的只是“三个不同的世界”，而且，正是这“不同的世界空间”之间的矛盾和辩证运动构成了历史的演进，而时间本身却并不可能自动推动历史。离开了不同空间、不同位置之间的辩证关系，仅靠时间的描述，也根本无法解释历史。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意味着：离开了人民的斗争——离开劳动者为了改变自己在世界空间的地位而进行的斗争这个根本动力，所谓时间就是流水账而已，它什么也说明不了。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与鲁迅一样，他们甚至都倾向于认为：实际上我们与古人们生活在相同的时代与时间中，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所谓变迁和变迁的动力不是时间和时代，而是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和种族地位的升降沉浮，即真正变化着的是世界的空间，是人类社会的结构关系、各阶级间相互的关系，是地球上的一部分民族的崛起和另一部分的沉沦，是“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的阶级关系的辩证运动——而不是抽象的时间。同样的，我们所处的“现代”也不过是一个“共时性”的时代，这意味着：现代各民族并非简单地处在先进/落后的表象中，而是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不平衡的空间关系中，在这种不平衡、或不平等的空间关系里，所谓的“先进”地区之先进，恰恰必须同时以创造出与之对应的“落后”和不发达地区为条件。如果单纯从时间的变化来解释历史，以为“一代有一代之史”，将历史归置于时间变迁，或者时间之手打扮的“小姑娘”，这种庸俗的历史观就无法看到世界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变迁，而后者才是历史变迁的真实内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叏(jue)留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一篇读罢头飞雪，到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在这个意义上，构成历史动力的也不是什么抽象的“新旧矛盾”的表象，而是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矛盾和斗争。——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所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断。 这也表明，毛泽东从未简单地相信(迷信)19世纪以降以欧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是一个真正的“新世界”，他更不相信这个“新世界”足以终结历史、永世长存。相反，毛泽东是这样一位伟人：他目睹了两个世界、两种时间观的崩溃与没落——一个是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以来，王朝中国世界观的崩溃与没落，而另一个则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崩溃与没落。因此，与鲁迅一样，毛泽东不仅“在”而不属于“一个世界”，而且“在”而“同时不属于两个世界”。也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毛、鲁二人与近代以来简单化地“以欧美为师”的中国所谓的“先进人士”之间的基本分野。也同样正是这一点，使得毛泽东在批判两个世界的同时，率领我们去展望和开辟一个另外的世界。 “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他对新中国和“中国道路”最深情的祝福，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最殷切的期望，是他对我们保持思想和理论创新意识的永恒警醒和耳提面命。也正是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只要瞩目于不同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运动，那么一个新的空间，“一个另外的世界就是可能的”。 黑格尔曾经将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的欧美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产生和形成称为“新世界”，并认为这个“新世界”的诞生标志着“世界历史的终结”，它(及其所诉诸的价值)将如同复活的耶稣一样，从此永世长存。②然而实际上，这个终结了全部人类历史的“新世界”又是怎样构成的呢？它一方面是美国独立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开启的欧美世界前所未有的“百年和平”(1815-1914)，是欧美国家在自由、平等和博爱旗帜下工业化进程的展开与扩张，另一方面，却是宰制世界的“欧美列强”霸权体制的形成，是西方列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百年殖民战争”的全面开始；它一方面是欧美资产阶级和贵族势力——在资本扩张和攫取方面达成政治妥协、形成世界性的“权贵资产阶级”的利益共同体集团，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被剥削阶级的产业无产阶级、劳动者集团率先在欧美社会登上历史舞台。于是，欧美列强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欧美国家内部权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乃是19世纪以降黑格尔所谓的“新世界”的基本矛盾。但是，黑格尔所代表的欧洲启蒙思想之光却只照亮了这个所谓的“新世界”光明的一面，而却将另外的一面投入到黑暗之中，因此，它实际上是以宣告“历史终结”的方式，宣告了18世纪以降欧洲的启蒙思想方式作为解释历史的“普遍范式”的终结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