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民间写作调查显示，“书信”是普通民众使用频率最高的文体之一，仅次于“条据”但高于“日记”而位居第二。①但是，“书信”并非“条据”之类纯实用文体：尽管“信息传达”是书信的基本使命，但它同时又是情感的寄托和对话，书信所传达的信息往往表现为情感的倾诉和交流，或者说它所传达的信息已被情感化了。就此而言，民间书信是典型的“情感对话”文体之一，②彪炳在中外文学史上的众多书信名篇就是它的身份证。③它所传达的浓情厚谊曾经撩拨起多少撕心裂肺的思念与忧伤，感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难以释怀。另一方面，随着电信时代的来临，以“信息传达”为使命的传统书信恰恰面临着灭顶之灾；与此相应，“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式的古典情思正被现代电信和网络对话所湮灭；当人们为“书信处理系统”(E-mail)④的速度与效率而欣喜若狂和忘乎所以的时候，由文房四宝和绿衣使者所传达的幽情已经荡然无存……这种由科学技术所导致的情感载体的失落，就是人类谋求物质生活的便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民间书信的现实意义：快速堵截这一即将断流的情感血脉，静静地感受这一情感脉搏即将远逝前的微弱跳动，在它诀别人类情感世界之前倾听其最后的诉说，品味“书信对话”这一特别的民间文体及其情感传达的艺术形式。⑤ 一、作为“艺文之末品”的民间书信 《左传》所载《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子产与范宣子书》等是我国古代文献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书信文体。⑥这些书信主要是商议国家之间的政治事务，类似于后来的“国书”或“公函”。中国古代书信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就现存文献来看，当在秦汉之后，⑦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史家通常将《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相提并论，因为阐发《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是它们的共同主题，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导致其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大相径庭。其中，关于“李陵之祸”的表述最为明显。⑧《报任安书》写于作者遭遇“李陵之祸”以后，友人任少卿致信规劝他应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可能是这种好为人师的口吻撩起了司马迁的满腹牢骚，所以在回信中尽情地倾诉自己的遭遇和不幸，将满腔的愤怒和屈辱向任安诉说，一吐为快，酣畅淋漓。书信开篇就感愤自己“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⑨哀怨情绪溢于言表。书信的结尾仍然哀叹自己遭遇此祸被乡党耻笑，侮辱了先人，已经没有脸面祭扫于父母的坟前，以至于整日神情恍惚，不知所措，“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怎么还能按照少卿所说的去“推贤进士”呢？也就是说，诉说自己遭受宫刑的冤屈、耻辱、悲伤和无奈，是《报任安书》的主要话题，“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自古而耻之”是司马迁刻骨铭心的情结。但是，这一事件在《太史公自序》中的表述却完全不同。《太史公自序》除去关于《史记》130篇的“内容提要”之外，主要涉及作者家世、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儒家经典的主旨以及孔子写《春秋》的意义等。至于自己遭遇的“李陵之祸”，只是一笔闪过，目的还是为了引出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有《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等“圣贤发愤之作”，以表达自己如何以史为鉴完成《史记》写作的意志和决心，完全是正面的、积极的自我激励之辞。 这就是“书”与“文”的不同，即民间书信和公牍文⑩的不同：《报任安书》之所以是“民间书信”而不是“公牍文”，首先在于它是个人私情的充分倾诉，即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11)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创痛的“李陵之祸”，只能深深地掩埋在纸背文后，实则是转换语气，将“不幸”说成是“万幸”，将“受辱”表述为“受挫”，以显示自己永不气馁、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另外，《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有司马迁的家世及阅历的自述，以表达自己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但其叙事的策略和语调却大相径庭：前者面对知己，从个人立场出发宣泄私人真情，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无所顾忌；后者从公众立场出发表达自己的修史大志，严谨得体，语气平缓，措辞讲究。这并非意味着作者写作《太史公自序》时已经淡忘了“李陵之祸”，主要是它的“公牍文”性质决定了他不能将个人私情诉诸笔端，因为“公牍文”面对的是所有可能的读者，必须有所忌讳、有所回避、有所遮掩，只能以国家和社会代言人的口吻凸现“公牍文”的公众性和公益性，而不可任性直率和畅所欲言。这也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基本操守和德性准则。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虽然名曰“自序”，实则是假借他人视角进行叙述，即采用第三人称叙事。(12)和“第一人称叙事”相对而言，“第三人称叙事”有效地缓冲了主观情绪的任意宣泄，有益于掩饰作者个人的精神创痛，使得叙事语调显得客观而平缓。《报任安书》就不同了，作为致友人的书信，不可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是所有书信文体无以选择的叙事视角，从而为宣泄个人感情预设了“无障碍通道”。就此而言，民间书信作为最典型的“第一人称文体”，“私语真情”是其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之最显著的特点。尽管我们不能在此妄断刘勰为什么将书信贬为“艺文之末品”，(13)也无须评论孔尚任为什么感慨人们只知“词为诗之余”而不知“尺牍亦诗之余”，(14)或贬或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信的文学性已经达成历代学人的共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断：“私语真情”当是民间书信之所以被文学史所接纳的重要原因，是书信文体之“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 “私语真情”之所以是书信文体之“文学性”的主要标志，就在于它的个人化和情感性，即“个体情感”本身的文学属性。将“个体情感”作为文学的重要特质并不否认宏大叙事及其爱国家、爱民族之人类普遍情感的文学表达，问题在于，即使在这类作品中，人类的普遍情感也被个人化了，总是通过鲜活的个体得以表现。也就是说，文学中的情感必定是个人的、个体的，而不是普遍的、抽象的，后者是学术抽象的结果而不属于鲜活的文学现实。“私语真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民间书信跻身于文学。更由于它不需要像宏大叙事作品那样必须借助于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从而为民间书信进入文学世界开具了最便捷的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