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时代、道德失序、话语重构?

作 者:
邵建 

作者简介: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江苏 南京 210017

原文出处:
艺术百家

内容提要:

贾磊磊先生的《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道德失序与话语重构》是从电影批评的角度对刻下文化现状做出的文化发言。专业也许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在专业之外或专业之后的文化态度,并非反对电影批评中的专业话语,而是反对专业通吃。对此,与其用精英的学术话语重构大众批评,不如让它们彼此区别得更明显。可以互相汲取,但不宜互相取代。目前,大众批评并没要取代精英批评,后者始终保有自己的“文化公园”,尽管这个公园的游客已经光顾很少。也正因于此,精英们不甘固守,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游戏规则”要大众和自己一道游戏。这是不可能的一厢情愿,“重构话语”也不过是要重构自己的专业权力。大众批评来自大众本身,它不拘一格,率性而真,带有一定的文化草根性,同时极具感性的文化创意。因此,应该是精英的归精英,大众的归大众,让它们遵循各自的“游戏规则”去游戏。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6 年 1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是从“毫无疑问”开始的,但,“无疑”还是“有疑”却因人而异。我读了《艺术百家》2006年第2 期上贾磊磊先生的《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道德失序与话语重构》,却感到有问题存在,而且就在题目上。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谨把我的疑问和不同陈述于下,以与贾先生商榷和交流。谢谢!

      需要说明,我并非把贾文视为电影批评的文字,事实上,该文所涉及的批评状况远不止影评界,其他评论领域乃至整个文化领域大体如此。在我看来,该文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专业意义,实际上,它是从电影批评的角度对刻下文化现状做出的文化发言。因此,专业也许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在专业之外或专业之后的文化态度,这一点才构成本文的关注。

      一、什么是“媒体时代”?

      “媒体时代电影批评的道德失序与话语重构”,这个题目有三个关键词值得注意,“媒体时代”、“道德失序”、“话语重构”。按照顺序,我的第一个疑问是:什么是“媒体时代”,或,什么又不是媒体时代?因为在我看来,媒体时代由来已久,非自今日。早在电影产生以前人类就进入媒体时代,而电影本身也就是媒体。具体地说,在东方,自从11世纪毕昇的活字术,在西方,自从15世纪古腾堡的印刷机,人类就开始进入印刷传播的媒体时代。当然,贾文中的“媒体时代”没有延伸得那么远,它有它自己的特定的含义。比如文章开头:

      毫无疑问,中国的电影批评随着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艺术批评曾经还是一个令人仰慕和崇敬的文化殿堂,如今大众传媒的商业取向使媒体上随意的吹捧与无端的指责处处可见,艺术批评已经成为一个可以随意进出的“庙门”。

      这样便可以明白,作者的“媒体时代”主要是指“艺术批评”之后的“大众传媒”的时代。这就关系到文革结束后所谓“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变迁。从时间一维,大致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轮廓性的梳理:(一),被人仰慕与崇敬的“艺术批评”的时代也就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二),90年代以来,市场启动,各种纸媒兴起,便开始进入作者所谓“大众传媒”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分流使得带有专业性质的艺术批评产生了危机,因为以前偌大的“文化殿堂”只响彻它一家的声音。现在,声音频道增加了,声源不同了,它的听众被分解了,因而它原有的文化份额也减少了。(三),待及世纪之交网络世界的出现,即2000年前后, 文化格局更是风云色变。网络媒体以其“后”声夺人的气势,不仅争抢纸面媒体,更把所谓艺术批评挤向文化边缘。在众声喧哗的网络庙会中,各种声音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艺术批评的声音如果不是常常被遮蔽,也已类同于文化断弦。

      但,尽管如此,作者“媒体时代”的命名在我看来依然是不合适的。福柯在一次访谈中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当你拥有一个听众的时候,你就是在教书;当你拥有两个听众的时候,你就是在流行。书籍、大学、学术杂志也是信息媒介。我们不应该把只要是自己不能接近或不愿意接近的渠道都称为大众传媒。”(福柯《权力的眼睛》第1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书籍、杂志也是媒体时代,是知识分子的媒体时代,那个时代,整个大众都在倾听知识分子或学者专家的声音,包括批评和电影批评。然而,19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逆转,除了大量纸媒和电子媒介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这些媒介在生产内容上发生了“范式转型”,它从以往的“知识生产”或“精神生产”摇身一变为“消费生产”或“娱乐生产”。正是在这一关键上,80年代和90年代才被区别开来,造成这一区别的,不在于80年代是“艺术批评”时代而90年代便堕落为“大众传媒”的时代,不是的。大众传媒始终存在,就像“艺术批评”也始终存在一样。但,可以注意的是,不是“大众传媒”本身而是这个命名只有在90年代才会出现,而且它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暗含了一种出于精英立场的贬义(比如在本文中,它是和“商业取向”联系在一起的)。

      “大众”、“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是一个同构性的概念系列。然而,就这个系列中的“大众”概念而言,它不是孤立的,是和“精英”对举的,如果缺少对方,它自己就失去存在的意义。那么,为什么80年代不存在这样一个对举呢?很简单,在80年代的文化格局中,只有“大众”而无“大众文化”。80年代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时代,除了体制的控制,几乎就是知识分子的“一言堂”。知识分子通过纸质媒体向大众说话,对大众进行文化启蒙。而大众作为启蒙的客体,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它发不出也无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针对80年代的文化宴席,大众因其文化上的缺席或不在场,也就无需作出“精英”与“大众”的区分。

      90年代不然,媒体的转型和娱乐生产的出现,使大众文化迅速形成,原来那个整体性的文化空间分裂了,它至少分裂为承袭80年代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以娱乐为其表征的“大众文化”。这两种文化不但在价值取向上二元对立;而且大众文化跑马圈地,不断从精英文化那里扩大自己的文化版图。这样一种文化倒转,“精英”与“大众”的区分方才成为必要。媒体不是自己的了,那就称它为“大众传媒”吧;精英时代过去了,那就称它为“媒体时代”吧。看起来是描述性的称谓,但它潜在地显示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即,非大众的精英身份。虽然文章中并没有“精英”字眼出现,但一遍读过,谁又能说它不是从精英立场作出的文化檄文。文章一开头就见出了它的价值取向,比如,属于精英形态的“艺术批评”是“令人仰慕和崇敬的”,而“大众传媒”因其“商业取向”,则是“随意的吹捧与无端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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