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文学性研究当中，“文学性蔓延”或“扩张”是一个颇令人关注的焦点。所谓“文学性蔓延”或“扩张”，按当下学界的流行说法，是指在商业气息弥漫的后现代社会，在文学生存空间被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文化形式日益侵占、文学走向终结或死亡之际，“文学性”则在日常生活、思想学术、电子传媒、公共表演等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担当起统治角色。“文学性蔓延”或“扩张”与文学终结之间此起彼伏、此消彼长。 不过，我们应当看到，当前，对于“文学性蔓延”问题，学术界尚存有诸多分歧和争议。以余虹、陶东风为代表的一派坚持后现代社会文学性蔓延说。余虹在批判分析文学研究领域“逃离文学”的普遍现象的基础上，指出了后现代总体文学状况的双重性：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统治并存；并着重描述了文学性在思想学术、消费社会诸领域的统治及表现，最后就文学研究的对象指出说：“由于文学性在后现代的公然招摇和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与支配，又由于作为门类艺术的文学的边缘化，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当然应该转向跨学科门类的文学性研究。”① 陶东风也著文指出说：“我们在新世纪所见证的文学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所谓‘文学性’的扩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或者说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文学性在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扩散，这是由于媒介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出现、消费文化的巨大发展及其所导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实的符号化与图像化等等造成的。二是文学性在文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渗透。”② 但是，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学者对“文学性蔓延”提出了质疑，如王岳川、吴子林、张开焱等人。王岳川针对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大卫·辛普森认为的“后现代文学性统治”的观点，梳理和评析了以德里达、利奥塔德、理查·罗蒂、哈桑、纽曼、戴维·洛奇等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学性”问题史，驳斥了所谓的“后现代文学性统治”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一种辛普森的时代误读罢了。后现代时代是一个感性肉身的时代，是一个强调肉身安顿大于精神安顿的时代，是一个图像取代文字文学的时代，是一个读图时代大于读文时代的图像学世纪。”③ 因此，“文学性”不是在后现代蔓延或扩张、统治了，而是面临着消解、飘散的问题。吴子林同样展开了对文学性蔓延说的质疑，他从学术研究的起点——基本范畴入手，指出：“这些提出‘文学性扩张’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从来就不对‘文学性’或‘审美化’的内涵作出一个最为基本的限定，而在论述过程中含糊其辞。”于是他紧扣文学性内涵的“语言”和“审美”这两个维度批判“文学性扩张”说，认为所谓的“文学性扩张”，从审美维度而言，其实只是一种“审美的世俗化”；而从语言维度来说，所谓的“文学性扩张”疏淡了语言之于文学的独特文化功能：文学语言“它并不直接诉诸人的官能。”“文学语言的诗性言说唤醒了生命，成了人们生存境况和生命体验的本真显现。”④ 另有一些学者在上述两派之间做了调和，可以刘淮南为代表。刘淮南认为，虽然“文学性”既可以表现在文学自身，又可以表现为非文学之中，“但是，对于文学来说，对于文学研究而言，首要的还应该是文学自身，是文学本身的层次划分或者说价值定位，这才是符合文艺学研究任务的重要内容。”“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要否认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性蔓延的事实，而是要强调说明，作为文艺学（文学理论）来说，其最基本、最主要的对象毕竟还是文学而非非文学。”那么，如何在文学性、文学和非文学三者之间搭建一种平衡呢？刘淮南创造性地区分了两种“文学性”的含义，即“文学”性≠文学“性”。他这样解释说： 如果说，就文学自身的有关属性予以确认并进行层次划分和价值定位由于是着眼于文学本身及其发展，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研究中的“文学性”称之为“文学”性的话，那么，着眼于其他领域中文学属性具体表现的“文学性”研究由于是关注在“文学性蔓延”，则可以称之为文学“性”。前者的对象是文学，后者的对象则是非文学。⑤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要走出当前这些“文学性蔓延”问题的争论与分歧，有如下几点有必要予以澄清和注意： 首先，“文学性”是否具备“蔓延”的可能？按雅各布森的最初说法：“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⑥ “文学性”是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关键。换言之，“文学性”的功能在于使作品成为文学作品而非非文学作品。显然，“文学性”在这里扮演着一种区别标准和标志。尽管卡勒在同样一篇文章中屡次三番地强调“文学性”定义之旨不在于这样的区别标准，诸如“文学性的定义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作为鉴定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而是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利用这些工具，阐明文学最基本的风貌，并最终指导文学研究”⑦，但是，对象研究的重心并不能改变研究对象的属性，“文学性”作为鉴定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这一基本前提是难以否认的。再就“文学性”这一范畴自俄国形式主义出现至今及使用语境而言，人们也都是在文学与科学、诗歌与散文、科学与艺术、诗歌语言与标准语言、艺术语与实用语之类的区别性对举中归纳出“文学性”内涵的答案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言的：“诗歌语言的作用就在于为话语提供最大限度的前推”；“作为以公式化为目标的科学语言，是避免前推的。”⑧ 英美“新批评”派也说：“悖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⑨ 既然如此，就必将带来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区别性范畴，如何又能越出区别性界阈？或者说，既然可以蔓延至非文学之中了，文学性还是雅各布森构造的那个“文学性”么？因此我们以为，人们在讨论“文学性蔓延”或“扩张”这一命题之初，就可能犯了一个以讹传讹、将错就错、明知故犯的原则性错误，即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在内的一些“文学性”内涵观本身是不完善或不甚科学的，而蔓延现象正是他们在“文学性”定义问题上自我否定的理论漏洞之所在。有趣的是，我们的学界却在保留对“文学性”内涵认识模糊的情况下，在清晰地知晓那些“文学性”内涵观之不足的情况下，高张起“文学性蔓延”、“文学性扩张”的大旗。此时我们不由会想到在文学性蔓延问题上调和派的良苦用心：其实，我们若是细察之，调和派和是否认可文学性蔓延的对立两派之间有些时候并不在同一层面上。这是因为，对立两派讨论的关键词是“是否存在”的问题，而调和派讨论的则是“如何存在”的问题。于是乎有“文学”性和文学“性”这样的对“文学性”含义的两层解读，其中的好处正是在于试图协调我们所讲的区别性范畴不能蔓延和时下热炒的“文学性蔓延”之间出现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