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402（2008）04－0094－03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肇始，“文学性”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界最活跃的关键词之一，其所针对的是文化消费时代和图像文化兴起背景下文学“疆界”的危机，自有中国文化转型期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蕴。然而，如果我们仅仅针对“文学性”这个术语本身，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内涵并没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且，即使在对它运用最为广泛、讨论最为热烈的上世纪末，“文学性”所针指的具体问题也存在差异。 一、“文学性”的中国谱系 “文学性”作为一个术语，首先出现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的文论中。由于不满历史主义文学研究方法对文学批评的强烈干预，形式主义批评家试图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文化等一切外在因素割裂开来，认为文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文学性”存在：“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1] 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文学性”的秘密就在文学的形式之中，更具体说就是文学语言。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论述汗牛充栋，其对语言哲学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功不可没，但在文学研究中是否合理却引起众说纷纭。尽管如此，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文学性”观点是第一次对文学本身进行本质主义研究，其谈到“文学性”的存在为其后学者坚持“文学独立性”、“文学自足性”提供了充足证据。 “文学性”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广泛出现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意义指“文学的自足性”，因此常常与当时另一活跃术语——“纯文学”孪生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性”与“纯文学”是同构关系）80年代出现的“文学性”和“纯文学”，用现在的眼光加以甄别实际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文学审美具有独立性；二，文学在审美独立的前提下可以进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建构和讨论。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的“文学性”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提出的“文学性”不同的地方，它没有割断文学与社会、文化等外界因素的联系，因此在指导创作实践上拥有巨大的灵活性。纵观在“文学性”和“纯文学”口号后中国出现的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莫不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和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这些文学绝不是在象牙塔内就可以编造出来的。但上世纪80年代“文学性”和“纯文学”的双重内涵并不是并列结构，而是因果关系：因为文学审美具有独立性（自足性），所以在保证审美独立前提下文学题材可以自由驰骋，当然可以参与社会公共话题的建构和探讨。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接受者的内心里，也可以说是因为文学可以独立地参与社会公共话题探讨，因此文学审美才具有独立性，文学才具有自足性。但作为一种政治修辞，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性”和“纯文学”表述者只认可前者的逻辑关系，因为这个概念“我们是针对文革带来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政治对于文学构成的一种困境，当时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才提出的。”“在八十年代也存在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遮蔽了它，遮蔽是带有策略性的，因为我们处的位置不便点破。但是，实际上遮蔽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权力的关系。”[2] 如果对上世纪“文学性”再进行“谱系学”的探源，“文学性”在中国出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出现的革命文学批评。在革命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的整体性被撕裂，成为有前后秩序的两个部分：“这是说：当我们批评一种文艺作品的时候，在检查它的结构和技巧之成功与否以前，应该先分析这个作品是反映着何种的意识”。[3] 这种文学批评范式在40年代延安文学和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得到延续并强化。此时，“文学性”的代名词就是“艺术性”，也就是文学审美性，不过它还不是文学存在的基础，而是文学的一个要素。正是因为文学审美不能作为文学合法性的全部理由，所以在这段文学历史当中，文学都是政治依附品。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性”和“纯文学”口号的提出就是为了反拨这种文学的理解方式，通过对“文学性”的极端强调使文学获得存在的独立性。所以，从文学“艺术性”到“文学性”，虽然内涵变化不大但标志着意识形态的巨大转移。 二、90年代：“文学性”话语的多重歧义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使文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新境况：一方面，随着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和图像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学在世纪末面临日益边缘化的危机，“文学是否会消亡”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成为文艺理论家必须论证的话题；另一方面，在大众文化和其他学科的理论著作中，我们又发现大量文学性因素的存在，这也就是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社会、文化转型使80年代的“文学性”理解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两层内涵为社会现实无情解构：“一方面，文学审美的独立性被文学／商业、文学／政治的复杂关系所冲击，所谓独立已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文学在消费文化挤压下也无力参与社会对话。”[4] 新的“文学性”理解在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所谓‘文学性’并非一个自足的范畴，而始终与一些相关对立范畴相参照而提出，比如文学／政治、文学／社会、文学／商业化等”，“文学性并非文本自身的特性，而是如T·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的一种‘关系性的存在’”。[5] 这种开放的文学性理解方式将文学从所谓“文学自足性”的自身束缚中解脱出来，使文学可以从容地在社会和现实间游走，不必为所谓“纯文学”／“俗文学”、严肃写作／商业写作等等二元对立将自己逼上社会的边缘。 但是，必须意识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出现是建立在“文学自足性”无可争议的科学性的基础之上的。“文学自足性”决定了“文学”研究的范围、途径、目的和意义，如果“文学自足性”被打破，无疑也打碎了中国“文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进一步说，中国成千上万从事文学研究的工作者身份也值得怀疑。所以，90年代后出现的“文学性”话语，文学研究者既质疑“文学自足性”的合理性，又对“文学性”是否存在心存焦虑；既勇敢对传统文学研究所不涉及的文学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又紧紧拥护“文学性”这个概念以寻求自己的学科归属。这使得“文学性”不可避免充满多种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