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哲学与诗的抗争”中提出了他的挑战宣言：“如有哪位懂诗的学者能够证明诗不仅可以给人快感，而且还有助于建立一个合格的政府和有利于公民的身心健康，我将洗耳恭听他的高论。”①在柏拉图看来，文艺对于理想公民而言几乎一无用处，比如悲剧会助长国民脆弱的性格，使人们习惯于戏中的情感体验，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坚强面对挫折，因此，将诗人逐出理想国也成了柏拉图理所当然的决定。 然而，正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表明了自己赞赏悲剧和文艺的想法，对老师的宣言做出了最响亮的应战，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净化说”。长久以来，无论是《诗学》的注释者还是悲剧研究者，甚至其他的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都对它兴趣盎然，因此这一经典理论虽已经历了两千多年，却仍然历久弥新，而其中的许多问题在今天看来还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 一、怜悯与恐惧：净化的两种情感基础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做出了各种要求，并明确讲到这些要求的目的就在于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在整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对这两种情感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重视，这种重视虽然在《诗学》中没有集中的阐述，却散见于第6、10、13章等篇章。其中论述最直接的，就是第13章中关于悲剧情节问题的一段话： 首先，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因为这既不能引发恐惧，亦不能引发怜悯，倒是会使人产生反感。其次，不应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因为这与悲剧精神背道而驰，在哪一点上都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引起同情，也不能引发怜悯和恐惧。再者，不应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此种安排可能会引起同情，却不能引发怜悯或恐惧。② 这两种被亚里士多德多次提及的情感在《诗学》中没有详细的定义，但在亚氏《修辞学》中被做了如下界定：“恐惧是某种痛苦或不安，它产生于对即将降临的，将会导致毁灭或痛苦的灾祸的意想。而怜悯则是这样一种痛苦情感，它由落在不应当遭受不测的人身上的毁灭性的、令人痛苦的显著灾祸所引起。”③由于这一定义并不详尽，因此后人对它的解释歧论纷出，最早的有较大影响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特里西诺对于怜悯与恐惧性质和根源的探索：“怜悯是为了某种不幸或似乎不幸的事而发愁，这种不幸可能是致命的或痛苦的，而且落于不应受难的人身上，于是旁观者想到自己或他的亲友也可能遭到这种不幸。当不幸似乎近在身边之时，尤其如此。”而恐惧则是“因想象到可能来临的大祸或痛苦的不幸而引起的烦恼而不安”④。这种说法可以说完全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里西诺强调了怜悯与恐惧之情最能从“同类”或“类似”的事件或情形中产生，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了一种“灾难”或“厄运”离我们很近的感觉。随着这种“逼近”的心理效果的产生，怜悯与恐惧之情也就自然增强。也就是说，越是显示苦难近在身边和受难者无辜受难的事情，就越能够引起大的情感冲击。 这种关乎“心理距离”的解说，的确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含而不露的精神，他在《诗学》中说：“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⑤亚里士多德在此陈述了引发怜悯与恐惧的原因，当人们看到这种灾祸降临于他人身上时，会回想起或想象出自己遭遇灾难的经历（并不需要与之相同的灾祸或经历，只是痛苦经验），并对这种痛苦情绪有最直接的认识和感受，从而也就产生出强烈的怜悯与恐惧。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会被痛苦的情节所打动从而产生出怜悯和恐惧，正是源于自我的情感体验。这在移情学派谷鲁斯的“内摹仿说”中也可以有所印证。谷鲁斯把审美活动看作一种基于心理运动的“内摹仿”，即同情地分享旁人的生活和情绪，这种分享被“内摹仿”的运动神经带动的身体各部分肌肉的轻微动作所推进，从而使过去的经验、记忆和当前对形象的知觉融为一体⑥。而这一微妙的感觉在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中其实也有体现：一个成功的悲剧人物，是在品质与性格上和我们一样的人，因为小的过失而受到灾祸。这样的人物才会引起观众的共鸣，从而更能达到悲剧的渲染效果。 我们不难发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怜悯”与“恐惧”总是如影随形，似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激起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是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他虽然没有对此做出过多阐释，但略做分析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亚氏的这一精辟论断——悲剧所激起的怜悯与恐惧实在是密不可分的。如上文所述，正因为悲剧的主人公是与我们一样的人，所以当他们身处厄运时，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害怕这样的灾祸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感同身受的恐怖就必然引起对于主人公的怜悯——这种怜悯其实就是一种自怜，是在对悲剧主人公的怜悯中看到自身的可怜。莱辛曾经为两者的关系做过很好的论述：怜悯与恐惧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是两种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情绪，凡是能引起怜悯的，必然也引起恐惧，反之，能引起恐惧的必然也引起怜悯⑦。可以说，怜悯的情感是为悲剧的主人公而产生的，恐惧则是为我们自己。因此，要使观众达到怜悯的高点，就要使他们产生大量的恐惧，同时这种恐惧又必须接近真实，容易使人回想起或想象到自己遭难的情形；一旦怜悯达到了高点，就更会促进恐惧的产生，使人害怕自己怜悯对象的厄运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就是怜悯与恐惧相互交融的理想状态。 二、悲剧情感的心理基础和悲剧快感 当然，情感之产生不可能仅仅赖于一部悲剧，而必然有其现实基础与心理机制。虽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做过详细论述，但后代学者的许多观点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