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由我来写关于陈平原的文章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对于他研究的许多领域，我都是陌生的。而且，就个人交往而言，我与平原相识也迟，相知也晚。虽然当他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而名噪京城的时候我也在北京，并且因为无法抵抗当时北京大学活跃气氛的诱惑而常去偷听，然而，一次次奔走于未名湖畔，却与平原失之交臂。反思这失之交臂的原因，当然与我不善主动与人交往有关，更重要的是，我当时不但顾不上他们的话题，而且对其心存疑虑。虽然我知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却同时有一种担心：努力打通不合理的文学史断代格局，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会不会因为强化其整体特征而模糊其时代断痕和质的区别？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将得不偿失。80年代中国学界曾经制造过一只橡皮口袋，把相互冲突和对立的人物统统装入，而且在口袋上贴上“现代”标签。文学史的重写也很像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打人者与被打者被安排到同一条板凳上就座。当然，曾被打入地狱者能够获得与他人平起平坐也许已经可喜可贺，但是，彼此之间真的不存在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根本区别吗？因为心存这种疑虑，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话题没有表现应有的热情，而是仍然注目于当时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倾向：如改革文学在歌颂改革者时对专制主义的歌颂，寻根文学在文化选择中的误区，启蒙主义者在鲁迅道路上前进的艰难，以及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冲突，等等，而这时的陈平原正忙于他的“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距离不远也不近。 90年代最初的一年，我们第一次相聚。当时大家心里都有点闷，有点不知路该如何继续走的茫然。在我的印象中，陈平原是比较心平气和的。然而，此时的他却正酝酿着学术上的转向：从小说史的研究转向学术史的研究。很快，他创办《学人》杂志，并且在《读书》上发表《学者的人间情怀》等一系列文章。陈平原的新姿态引起了许多朋友的关注。记得当时读《学者的人间情怀》，短短几千字，却使我无法一气读完，因为许多问题不能不停下来久久地默想。说真的，我的感觉非常复杂，有赞叹也有疑问，有认同也有排斥。比如，面对鲁迅著名的“高升”、“退隐”和“前进”之说，陈平原以惊人的平和与公允立论，认为这三种情况难以区分正负高低，因而不赞成坚持前进者对高升或退隐者作过苛评价，这就使我颇费琢磨。不过，我以为此中仍然不过是一种宽容。宽容他人并不意味着放弃自身立场。陈平原的姿态明显地透露着胡适的影子，因为这时他更进一步地走近了胡适。差不多整个20世纪，改良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好名声。但是，历史却鲜明地昭示着人们，那些改良主义者往往比激进主义者更清醒。我这样说，很容易与陈平原一起陷入保守主义的阵营，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的中国，“激进”与“保守”并不容易说清，“革命”与“复辟”也往往难以划清界限。胡适究竟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从不同的角度也会有不同的回答。 记忆犹新的还有他的“独上高楼”。90年代初，我作过几幅写古人诗意的抒情画，其中自己比较满意之作一是“过迟千帆皆不是，肠断白萍洲”，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后者正是读陈平原《独上高楼》一文之后的心得。他从“独上高楼”中读出了“抵抗寂寞极目远眺带来的刚毅和旷达”，而我也从这种解读中读出了他本人独上高楼的心境中所含有的坚与韧。后来，见有批评文章提出《学人》及其重建学术规范的努力是把无奈的选择改变成了主动的抉择，把逃避与拒绝混为一谈。我佩服这种见解的犀利，却仍然认为只要能够于人格和价值上有所持守，至于来路是逃避或者拒绝，倒也可以不问。在“西风凋碧树”的时刻，有人能独上高楼，而且“望尽天涯路”，无论如何，我已不忍指责。也许正因为这样，尽管我对90年代的所谓“新国学”不以为然，对知识分子的隐士化倾向多有非议，却从不愿像一些朋友一样把陈平原当作代表。因为无论如何不能忽视陈平原以独上高楼的姿态进行的精神守望。在中国，历来不乏高潮逐浪的激烈者，但是，激烈者却往往在落潮之时逃跑也快，倒戈也易。鉴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教训，我觉得应该重视的是那些脚步沉稳者，他们也许不是先锋，也许不在前沿，却能对选定的价值作韧性的守护。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挫折，也许就在于这种守护者太少，而一味追潮逐浪者太多。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重要的已不是前进，而是抵御没有底线的溃退。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学者随时都可能面临陷阱。这不仅在于学术成果和学术态度都可能被用作某种武器，而且在于知识界不同的选择。有些话要看在什么时候说。一些朋友对平原表现出的“张力”不以为然，因为它意味着某种妥协。直到今天，人们在论述世纪末知识分子分化和转变的时候，还往往把陈平原当作退回书斋的代表人物来谈论。一般地说，这大概不算冤枉他。因为他的姿态明显，《学人》创刊号的“后记”中宣称：“几年来，孜孜以求，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他认为：“与其临渊羡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文化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是否值得欣赏是一回事，知识者自身的选择和努力又是一回事。”如果把这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它当然意味着一种后撤。正因为这样，它被看作是“后退几十里下寨的言论”。因为从这种声音中，至少可以看到陈平原们决非多事之徒，绝无非分之想，只想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为学术而学术。当然，有心人不难从中读到一份秋风落叶般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