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0)04-0003-012 现实主义问题，在周扬的文艺理论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从40年代开始坚定地“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注：周扬：《一要坚持 二要发展》，《周扬文集》第5卷第405页。）的周扬，建国以后，一方面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作为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从而继续独尊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对现实主义不断作出解释，作出“规定”，使之适应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需要，实际上对它本来不可或缺的独立品格表示了不尊。由此形成了他的看似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其实以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或者说以一种特殊的现实主义主张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而这种特殊的现实主义主张，在17年里，曾经是文艺理论和创作必须遵守的原则。 一 并不是到了建国后周扬的文艺理论中才有现实主义问题。30年代，周扬投身左翼文艺运动的时候已经是现实主义的信徒，而这自然跟中国革命文艺运动自来到世上就表明它将是一个独尊现实主义的运动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夏衍1991年论及周扬时说的一句话：“他受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后来是受毛主席的《讲话》的影响。他的文艺思想，可以说基本上是受苏联的影响。”（注：李辉：《与夏衍谈周扬》，《摇荡的秋千》第44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实际情况是，当时周扬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几乎都来自苏联的文艺理论。他写于1933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虽然不过是对吉尔波丁一个报告内容和观点的转述，却首次较为全面、准确地在中国介绍了苏联当时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背景及其原则。应该说这个介绍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然而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和创作的实际基本无涉，从中也看不到周扬自己的东西。 当前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的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苏联到30年代，清算了前一时期的阶级斗争美学和庸俗社会学美学，代之以反映论的美学和现实主义的美学，以为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最好地实现文艺的目的，即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本质，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苏联文艺的根本原则。而高度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和重大的优点。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异同。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来说，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苏联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确定的任务，也不只是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本质，它还应该帮助人们改造生活。在当时苏联具体的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的环境中，象这样确定文学的任务，既为开展错误的思想斗争制造了借口，又造成了文学中的许多消极现象，例如50年代的“无冲突论”等等。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征，仅仅说它重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不够的，最根本的还在它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列宁提出了党的文学的原则；中国则自革命文艺运动一开始就要求文艺运动跟实际运动结合，经过30年代左翼批判“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即使还没有人作出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这样的概括，它也已经成为事实。这跟列宁的党的文学的原则，跟一般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在文艺问题上的应用，都有所区别。它明显地带上了“中国特色”。现在有人认为，根据那样的历史条件，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到了今天，它因有碍于拓宽文艺的道路而使自己难以为继，才必须有所改变。又有人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只有在政治路线发生错误的时候，方成为问题，否则按文艺的性质它就应该如此，没有理由受到质疑。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这些观点自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倘使是从美学的角度看问题，则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要求艺术创造这种人类特殊的精神活动绝对服从政治的功利，都有违反艺术创造规律的一面。 而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中真正有一点自己的东西，正是在他的文艺思想开始深入中国的文艺运动，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征的时候。30年代，在批评界总结五四新文学的历史的热潮中，周扬于1937年写了《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其中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目前的文学将要而且一定要顺着现实主义的主流前进，这是中国新文学之发展的康庄大道。”（注：周扬：《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周扬文集》第1卷第226～227页。）但这是一种怎样的现实主义呢？尤其在今后，它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现实主义呢？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说： 中国的新文学是沿着现实主义的主流发展来的。现实主义和文学的功利主义常常连结在一起……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主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秀传统，我们今天主张文学应成为抗战中教育和推动群众的武器，就正是把这个传统在新的现实的基础上发扬。（注：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周扬文集》第1卷第236～237页。） 周扬所说的“文学的功利主义”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功利主义；或者确切一点说，是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这无须别的证明，从这段话本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既然如此，何以还要提出现实主义来？这是因为，文艺除了和政治的关系，毕竟还有和生活的关系。现实主义正反映着文艺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而既然文艺必须实行政治的功利主义，它对生活的描写，自然也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因此生活的“自身价值”遭到轻视就是难免的了。倘使以为只有如此才体现了强调马克主义的实践观点的美学的特点，乃是极大的误解。要知道这里人的社会实践被理解得太狭隘，文艺的社会功能也被理解得太狭隘。而事情到了这一步，不管再怎么强调现实主义乃是客观法则，它也不能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摆布。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周扬曾提出应当“从与旧的现实主义即资产阶段的现实主义根本不同的观点来规定新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注：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周扬文集》第1卷第418页。）。所谓与旧的“根本不同的观点”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当然是合乎周扬要求的文学的政治功利主义的观点。所以，周扬建国后立即围绕十几年前他介绍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展开他的文艺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点也不偶然。对于周扬来说，它正是人们按照跟过去不同的观点“规定”出来的东西；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对他作新的解释，新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