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辞赋史上树立了典范。汉魏六朝以来，对汉赋经典的建构和解构并行，但总体上看建构占主要地位。文学经典的建构或解构，读者是主体，是读者对作品扬弃、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经典认同。笔者曾撰写《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人文杂志》2004年第3期)、《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汉赋在明代的经典化途径》(《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古代赋论与赋的经典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元代科举对汉赋经典化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文，对汉赋的经典化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今再就新时期以来汉赋的经典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时期汉赋经典重新建构的基础 新时期是指1977年改革开放至今将近40年的时间。汉赋从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其经典化的建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基于这些赋作本身的思想艺术水准，在历代读者、评论家、文学选本、文化思潮与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赋经典被树立起来。1950年代由于政治思潮的影响，汉赋经典被解构。进入新时期，随着新的治学方法、文献材料、文学思潮、传媒途径、文艺政策以及读者群体等的变化，人们开始了对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这种重新建构，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基础。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古代乃至近现代对汉赋经典的建构为新时期汉赋经典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赋产生后，从汉魏六朝以来就存在批评和赞扬两种倾向。批评者从内容到形式都对汉赋进行指责，尤其是对大赋，批评指责更多。这在其创作的时代就开始了，司马迁批评司马相如赋“多虚辞滥说”①，扬雄批评汉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②，班固说汉赋“竟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③。唐代柳冕《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将屈宋以降辞赋一概目为“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④。唐代刘知幾《史通·载文》批评汉赋诸家“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往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⑤等等。对汉赋的批判，大到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小至遣词造句，甚至对司马相如、扬雄这些汉赋作家的生活经历、政治仕途上所谓的“污点”进行批评，进而批判他们的赋作，如苏轼说：“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几殆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⑥朱熹《楚辞辨证·晁录》云：“雄乃专为偷生苟免之计，既与原异趣矣；其文又以摹拟掇拾之故，斧凿呈露，脉理断续，其视宋、马犹不逮也。”⑦而对汉赋的赞誉者在汉代也开始出现，汉宣帝就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⑧。班固《两都赋序》也认为赋“或以抒下情而通风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雅颂之亚也”⑨，肯定汉赋的价值。王充《论衡·案书》甚至预言“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⑩南朝时期的刘勰认为：“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11)(《文心雕龙·诠赋》)，充分肯定汉赋在赋体文学中的地位。唐代韩愈肯定“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12)。柳宗元赞誉“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13)(《西汉文类序》)。直至清代，焦循在其《易余龠录》里也说：“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余尝欲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录其赋……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14)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进一步肯定汉赋的地位：“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5)可以说汉赋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总体来看，历代对汉赋经典的建构占主要成分，肯定汉赋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大量的赋选、赋集、赋论、赋注释、赋点评、赋创作等，都体现了对汉赋的推崇、学习、认可、接受。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汉赋大家的赋作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文人模仿的对象，历经各时代而不衰，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建构的重要基础之一。 (二)1950年代对汉赋经典的解构为新时期汉赋经典的重新建构提供了反思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文学研究、学术研究也随之发生了新的乃至质的变化，人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古代文化遗产。但是受“左”的思潮影响，许多人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以至于出现学术上的偏颇。除个别学者对汉赋有一定的客观认可外(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余冠英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主流则是对汉赋的批判。如有人认为汉赋是反现实主义文学、御用文学等，最有代表性的如茅盾在《夜读偶记·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中指出：“汉赋主要是描写帝王和贵族的奢侈豪华生活、夸张奇方异物、专供帝王和贵族们消遣的极端形式主义的宫廷文学。”(16)这个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出版的《厚古薄今批判集》(第三辑)认为“汉赋是一种地道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学”(17)，可以说从内容、形式到影响都对汉赋进行了彻底否定。 (三)新时期对古代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为汉赋经典重新建构创造了新的生态环境 进入新时期，解放思想成为新的风气，实事求是的学风带来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前一时期被批判否定的传统文化遗产(包括汉赋)被重新认识与评价。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在健康的学术氛围下，人们需要重新认识经典、评价经典、建构经典。被解构的汉赋经典又需要重新树立形象，曾经被视为无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汉赋需要人们重新认识。也就是说，时代的发展需要对包含汉赋在内的古代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审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条件下，海内外的学术交流逐渐频繁。一些国际汉学家的汉赋研究成果被关注，代表性的如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汉代狂想曲：扬雄赋的研究》对扬雄赋作进行了全面研究，并且对西方及日本学者关于扬雄乃至汉赋的研究成果多有引荐，拓展了国内学者的见闻。日本学者中岛千秋的《赋之成立与展开》有专论汉赋展开的章节，主要探讨了汉赋的发展和代表赋篇的内容及形式特点，被学界认为是日人研究汉赋用力最深的著作。港台学者如简宗梧的《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从汉代文学思想的源流追溯汉赋的起源，并关注了汉赋的美学价值。简宗梧的另一部著作《汉赋史论》分析了编纂《全汉赋》的必要性及其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一些汉赋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并且对汉赋本质和特色进行了历史考察。曹淑娟《汉赋之写物言志传统》从汉赋“体物”、“写志”两方面展开论述汉赋的价值，在论述中注重了对赋家心态的分析。此外张清钟《汉赋研究》，何沛雄《汉魏六朝赋家论略》、《汉魏六朝赋论集》，张体正《赋学》，李日刚《辞赋流变史》等都有对汉赋的专门论述，这些著作在大陆获得了不小反响，其观点、研究方法对大陆学者有很大借鉴价值。1984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龚克昌的《汉赋研究》是“文革”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专论汉赋的著作，其后姜书阁、马积高、高光复、刘斯翰、万光治、曹道衡等学者关于汉赋的专门论著也陆续出版，使得汉赋研究逐渐活跃并繁荣。这是新时期汉赋经典重新建构的重要条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