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来做，不仅是因为当代文坛已不容置疑地出现了一批试图与以往创作不同的、阵容逐渐壮大的写作者（人们习惯称之为“晚生代”）.从而有必要进入批评界的学术性研究范围.而且还因为.这批写作者是以“断裂”的、既反传统写作也反现实写作的姿态、在文本和言论诸方面招致文坛议论、批驳最多的一种创作现象，其中可能蕴含着隐而不察的价值重建与迷乱并存、因而有必要甄别的意义，更主要的则是因为：面对韩东、朱文、吴晨骏这一代作家的文本，我感觉迄今无论是批评性的文字还是赞扬性的文字，停留在经验、感觉乃至情绪层面上的多，以理解性的思想性分析说服人的、特别是进行艺术本体性的追问和提升的，则欠缺明显。当然，这牵涉到如何理解艺术本体的观念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思想是建设性的还是守成性的姿态问题，自然也牵涉到批评界某种程度上是否能预测未来、是否能承受哪怕是最激烈挑战的能力、胸怀等问题。 一、对“断裂问卷”的基本评价 由朱文等人的“断裂问卷”所引发的批评和争议，可视为文坛1998年以来最惹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并且其影响可能将越过文学的边界。问题首先不在于“问卷”本身及其对“问卷”评价的得与失，而在于这一事件出现在价值重建的当代文化背景下，其意味就已经不同于寻常。 这意思是说，“一个作家写好他的作品就行了”，看起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但在作家应该具有的现实关怀和价值关怀的意义上（这种关怀是穿越文学的），在一个作家作为思想者或批评者可以直接发表他对世界看法的意义上（萨特、昆德拉、博尔赫斯、鲁迅皆如此），这句话又是充满局限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作家的立身之本在于文学作品，也可以说这场问卷在历史中的地位，要看“断裂的一代”最后是否能拿出一批力作，但这都不能成为作家回避文学运动和文学批评的理由，更不能成为阻止作家以自己的方式对评论界予以挑战的理由尤其是：当五四运动中的作家是集团性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学术界）“发问”，江苏的“探求者”作家群体是对“左”的文学观念与批评“发问”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以后的作家不能对文坛和前辈作家“发问”呢？特别是，如果批评界在价值转型时期已不能很好地把握新的创作现象（批评滞后的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更为突出），要么只能依据既有的价值观对文学做削足适履的发言，诸如“晚生代”作家只能写性和欲望，只能将性和欲望写得肮脏丑陋，要么就是以沉默或冷淡来遮掩自己的无能为力，一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已丧失了把握现实的能力一样，新的作家群体以非文学创作的形式表达其不满，以“问卷”的形式进行反批评，便显得无可厚非。一方面，作家对社会和文坛的“不满”只能以批评的形式进行，而不能以创作的形式进行，所以“问卷”只是批评形式之一种；另一方面，一个作家只有在创作时才是作家，在其它时空，作家只是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是思想家、政论家、哲学家，当然也可以是批评家。“晚生代”断裂式的“问卷”，如果不是首先在作家对社会体制和文学批评的批评这一点上来理解，那么我以为这同样是批评界对作家文学活动的“削足适履”。 言下之意，“断裂问卷”在积极的意义上，只不过是一批年青的作家在以符合他们生存状况的方式，向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现实的既定知识系统予以发难，进而也可以推理为呼吁建立一种不同于“儒道释”的、尊重生命基础性活动的、健康的价值系统。尽管新的价值系统，不完全等同于“晚生代”小说中已经表现出来的价值内容，尽管60年代以后的作家群体、即便经过毕生的努力，也不能说就一定能完成这一价值重建的艰难工作，但无疑，选择这样一种努力，是与整个知识界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同步的，也是与思想界建立尊重人的基本欲望、但又能有效地引导人们建立不同于欲望的另一种价值世界同步的，更是与文学界已经开始意识到的摆脱平庸化写作之使命同步的——这种努力，自然意味着我们应该告别“轻现欲望”的传统道德系统，告别批评界以“物欲横流”之类话语所进行的简单化的指责，当然也意味着告别只有“生存快乐”体验、而无对“生存快乐”之理解与思索的传统文人式写作，更意味着我们将告别文学是表现社会化内容还是写私人欲望这种虚假的二元对立之争。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将“问卷”的意义与“问卷”的具体内容及其表达方式区别开来.将“问卷”本身对既有价值观念质疑的必要性与“问卷”中的一些情绪化的做法区别开来，“断裂”才可能得到较为公允的评价。这同时意味着，由于“问卷”采取了一种与传统体制、价值系统和文学写作“决裂”的姿态，这种姿态很容易将“告别传统式写作”混淆为“轻视传统写作”。（“告别”意味着对传统写作的尊重，而“轻视”意味着对传统写作的替代，这个问题至少没有在“断裂问卷”者那里得到很好的甄别），由于“问卷”者将对既定知识的质疑混同于对知识分子、学者、评论家的嘲讽，从而既落入传统文人“文品即人品”的窠臼（由于观念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对人的观念而不是对人的革命），也将反对平庸的文学运动置换为反对除“晚生代”以外的所有文学和评论写作的运动，这就不仅将平庸的学者与锐意创新的学者相混淆了，而且也解释不好自己何以代表着“不平庸”，何以在作家队伍中有不平庸的人，在学者队伍中就没有不平庸的人？更由于“问卷”者将突出自我混同于对海德格尔、鲁迅为代表的经典性文化影响的拒绝（任何人都是在传统的影响下成长，不同的是摆脱影响实现自我的程度不同），从而情绪化地对待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将自我落入到一个天生宁馨儿的玄妙尴尬境地……如此一来，“断裂问卷”遭至文坛较多人的反感和批评，便情有可原。这个状况或许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