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潮作为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一个精神性结构，它的基本特性可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群体性、动态性、复杂性和历史性，它们之间互相关联，互为因果，多向互动，有不可割裂的整体联系，为了理解的需要试作逐一阐述。 一、文学思潮的群体性 某种文学现象之所以被称为文学思潮，就因为它是一种超个体的文学现象，是涉及整个文学活动系统各领域的特定群体、集团的观念整体。所以，群体性无疑是文学思潮的首要特性。在超个体的意义上，文学思潮可以说是一种群体意识。它不是个体意识，又依存于个体意识；它离不开个体意识，但又不是个体意识的总和。 从表面层次而言，群体性是指某一特性在一定范围内为多个体所共有。文学思潮的群体性一般被理解为一群（不是一个或几个）作家在某一文学主张、文学思想指导下进行创作，写出了一大批在思想、艺术上具有共同特征的作品，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确实，要是仅有司汤达的《红与黑》或即使包括他个人的全部现实主义创作，而没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宏篇巨制，没有梅里美、福楼拜、莫泊桑、法朗士、罗曼·罗兰等人在反映生活真实这一共同艺术原则基础上异彩纷呈的杰作涌现，19世纪的法国文学顶多只是司汤达偶然激起的一束现实主义浪花，哪里会有现实主义的大潮？如果《抒情歌谣集》全是华兹华斯对大自然、对“微贱的田园生活”的吟唱，而柯勒律治并未加盟其中，骚塞、济慈、雪莱和拜伦都不是诗人或即使是诗人却没有写出与华兹华斯同调的诗章，那么，在英国文学的海洋上，浪漫主义思潮何处寻觅？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能把文学思潮的群体性狭隘地局限在创作的领域之内，将难以划清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文学运动、文学风格、文学创作方法的畛域。用这样的视角来看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就更充分暴露出识见的片面与狭隘。因为，很明显，排除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贡献，俄国的“自然派”——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将是残缺的、不完整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力图摆脱批评和创作基础的制约，直接在上层横向生成，走在批评和创作的前面，有时甚至抛开批评和创作，具有强烈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超前性。对这样的理论思潮若视而不见，眼睛仍然只盯着创作成果，将无法触及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时代脉搏。只要把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囿于创作领域，那么，不管如何努力，都免不了导致盲人摸象的结论。强调读者中心论的接受美学否定传统文学史的创作中心论和形式主义美学的本文中心论的片面性，而自己又往往走到读者决定一切的极端。尽管如此，接受美学的思路仍然具有极大的意义。它至少提醒人们关注接受层面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系统功能，启发人们以系统整体的观点看待文学。因此，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必须包含接受层面以及它与创作甚至理论、批评等文学活动的多向交流关系。 勃兰兑斯曾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他觉得这种形成过程似乎具有一种神秘的魔力：某一位杰出的人物，经过长期的思考后，终于从各种偏见之中挣脱出来。于是，就像雨果那样，在20来页的《克伦威尔序言》中表达了以前从未以同样方式思考过或者表达过的某些思想。这些思想冒犯了一切传统的偏见，就像一个新的大胆放肆的口号一样召唤着一代年轻人。这样的号召同时也招来了敌对阵营千百喉舌的抗议，“就象一百群猎犬发出了一阵阵狺狺的狂吠”。然而，这种狂吠再凶，也挡不住人们走向这位新倾向的代言人。前不久还是各自离群索居沮丧颓唐彼此互不相知的人们，现在聚会一起，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是互相理解的，他们说着同一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他们同时代的其余的人所不能领会的。（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译本），第五分册13～14页，第四分册，第五分册27、26、268页，第四分册6～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这就是说，一群人汇集一起，表面上是因为某位杰出人物的思想、口号召唤，而实际上，这位杰出人物所表达的新思想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并不是杰出人物的天才独有的效果，而是这种思想在天才人物喊出来之前就已存在于特定群体之中。所以一经有人喊出，就会引发该群体在思想、情感上的共鸣谐振。正如梁启超在1902年所说，思潮的形成，乃是人们在“某一时期之中，因环境之变迁，心理之感召，不期思想趋于一个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概言之，文学思潮就是体现在文学活动中的具有一定范围的广泛性和群众性的整体观念系统。群体性的形成由文学规范体系所支配，而文学规范体系则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群体意识的美学升华。它可以是一种明确的或不免带有模糊性的理论体系，也可以是一定的行为或行为结果的范例。所以，文学思潮的群体性不仅是文学活动主体观念的共同性、社会性，在更深的层面上，还是文学思潮主体所在时代和阶级、阶层或集团意识的共同性、社会性。 文学思潮的群体性有赖于个体性而存在，而且，就文学活动来说，个体创造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说群体性是文学思潮的首要特性，是否泯灭了个体性呢？个体与群体本来就是互相关联的、内在统一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页。）个体意识并不是纯粹个体意义上的意识，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而言，它都是群体性（社会性）很强的意识。在文学思潮中，个体更主动更自觉地融合到群体中去，而群体性本身，实际上就是个体性的融合和上升。文学思潮群体性的组织内驱力是某种文学规范体系，它对个体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支配性，当然对个体有必要的框范。然而，不同的文学思潮，由于生成它的时代、历史条件和主体状况的不同，其规范体系结构殊异。有的对个体创造性束缚较大，有的较小。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由于封建专制王权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需要，其规范体系要求文学活动主体严格服从公民理性、等级、规则，要求戏剧家严守“三一律”，使作家创作如同带着沉重的镣铐跳舞。只有拉辛那样的天才作家，才可能举重若轻地在严格的规范中取得最大的自由，创造出既合规范，又充分发挥个人独创性的杰作。而其他作家（包括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者高乃依）的个人创造性往往被规则所损害甚至被窒息。结构较合理的规范体系能给个体创造性预置广阔的自由空间，使文学思潮主体在奉行规范的同时，让个体特殊性和创造性自由翱翔。在要求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写作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客观性、真实性规范下，司汤达对外在画面、色彩毫不在意，而一头闯进人物心灵，把人物默默无言的心理活动揭露无遗，把人物最内在的思想用独白的方式表达出来。巴尔扎克却执着于外在环境、面貌、细节的详尽、精确描绘，他的描写虽然冗长却又有力。而托尔斯泰尽管也与司汤达一样属于内倾的现实主义一路，却把细致的心理分析与外在自然画面的清晰而饶有诗趣的描绘融为一体，而且创造了特有的“心灵辩证法”，写出“心理过程的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注：车尔尼雪夫斯基：《〈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故事集〉》，《外国文学评论选》下册，260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还有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狄更斯、马克·吐温等等，无数的作家都在同一规范下在不同的时间和国度里释放出个体创造性的最大能量，以缤纷的色彩丰富着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群体性。20世纪的西方文学思潮则多以反传统、反规范为文学规范体系，文学思潮主体渴望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要做想做的一切。其结果是一方面开辟了人们从未见过的奇异的五光十色的美学新疆域，一方面又无法摆脱与非理性主义结伴而来的艺术本性在象征的密林、混乱的意识流、形式的囚笼和语言的乌托邦中迷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