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章辨体》到《文体明辨》  

作 者:
林锋 

作者简介:
林锋,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博士后(北京 100087)。

原文出处:
中国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

《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是明代两部有影响的文章总集,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两者形制、观念之间的延续性的基础上,讨论其对中国文体学的贡献。事实上,《文章辨体》的辨体思想是理学层面的“正文体”与文学层面的“先体制”两种不同思路的混合,是“谈理一派”文章总集的延续。《文体明辨》的辨体思想则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从理学到文学”的新潮流。两个总集之间的“断裂”,既反映了明代文体学发展的转换消息和内在逻辑,也为研究文体学发展史与文学发展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案例。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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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0)-100-08

      DOI:10.13399/j.cnki.zgwxyj.2020.04.013

      在明代有关文章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当中,总集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正如吴承学所言:“明代文体学的成就、理论的创获与形式特点,突出体现在一批兼选本和文体学著作于一身的文章总集之中。”①吴讷的《文章辨体》与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则是这批文章总集的杰出代表。以往的研究已对其文体分类、序题的文体学意义有过详尽的阐发②。本文的关注点略有不同:《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虽然一脉相承,在编纂理念和形制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共同体现了明代文体学的典型特征。但它们毕竟是不同时期的著作,从选本的角度看,两者之间的“断裂”实际上比“延续”更为明显。《文章辨体》是南宋以降理学家总集的延续;《文体明辨》则体现了明中后期不同思想潮流、文学主张激烈碰撞、融合之下形成的新的文学观念,包括文体观念。两个总集辨体思想的差异,透露出明代文体学发展的转换消息和内在逻辑。通过《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的对比,可以更好地把握明代文体学的发展脉络。

      一、作为理学家选本的《文章辨体》

      吴讷(1372-1457)《文章辨体》共55卷,分内外集59体,选录从上古至明初的诗文上千篇,是明代早期重要的文章总集之一。今人讨论《文章辨体》,每举其凡例“文辞以体制为先”③一语,以为吴讷论文首重文体的明证。吴讷有惩于《文选》编次无序、《文章正宗》分体不细之弊,将文章体裁的划分、辨析视为《文章辨体》的重中之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须加注意的是,吴讷并非只是单纯强调“文章以体制为先”。《文章辨体》的凡例里,还有另外一条总纲性质的条目:“作文以关世教为主。”④它与前者一起,构成了“文章辨体”的基本原则:文章的写作,固然应该首先考虑体制、语体等外在形式的要求,但其思想内容等内在构成同样不容忽视。一篇文章,必须在格律、结构、措辞等方面符合其文体的特性,并在立场、价值等方面体现理学的思想⑤,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才是吴讷理想的“正体”。所谓:“凡文辞必择辞理兼备、切于世用者取之;其有可为法戒而辞未精,或辞甚工而理未莹,然无害于世教者,间亦收入;至若悖理伤教、及涉淫放怪僻者,虽工弗录。”⑥这意味着吴讷所追求的“辨体”,除了制定文章体式标准之外,尚有规范思想内容的面向。而正是这一面向的存在,提醒我们注意《文章辨体》与理学的深刻关联。

      有关理学与文学的互动,学界已有充分的研究。大体来说,在理学孕育的北宋初期,道统与文统未分,其时的道学之士,如穆修、柳开等人,同时也是古文运动的积极提倡者。这种情况一直到王安石、司马光主政期间也仍未有根本的改变。但稍后,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党”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之争成为了理学家与文学家关系的转折点。作为理学领袖的程氏兄弟排斥文学,认为“作文害道”;作为古文领袖的苏轼则为文学的特殊价值辩护。二者不仅在政治主张上针锋相对,更在文艺问题上各执一词。理学运动就此与古文运动分道扬镳。南宋时期,理学阵营中的朱熹等人修正了程氏兄弟的看法。他们不像程颐那样一味排斥文辞,而主张以理为本,对文学的价值、地位、以及创作方法进行重新检讨。在他们的努力下,一批体现理学家观念的文章总集,比如《古文关键》《文章轨范》《崇文古诀》等纷纷涌现,对此后士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更成为总集史上的转折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类”小序云:“盖分体编录者也,《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⑦《文章正宗》开启了总集中的“谈理一派”,《文章辨体》则为其后继者。彭时《文章辨体序》称其:“有以备《正宗》之所未备而益加精焉者。”⑧四库馆臣认为《文章辨体》“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蓝本”⑨。他们都把《文章辨体》放在了《文章正宗》的脉络上。确实,无论就形制还是内容,《文章辨体》都体现了理学家所编总集的典型特征。

      首先,《文章辨体》的命名就有相当的理学背景。“辨体”之名,直接承袭自祝尧《古赋辨体》,后者撰成于元代,是文学史上首部以“辨体”命名的总集。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已无法对祝尧生平进行深入的了解。但从私家目录、方志艺文志所著录的祝氏著作看,其人全副精力,均在由程朱理学思想所主导的科举考试的相关文体上。且《古赋辨体》的赋学理论,主要就来自朱熹《楚辞集注》,同样带有理学家宗经重理的色彩⑩,并为《文章辨体》所频繁征引。因此,吴讷在为文章总集命名时取法祝尧,已然是对理学文论的某种继承。

      作为《文章辨体》文体学一大贡献的“序题”,同样具有深远的理学渊源。序题“是指在文章总集中,编者对各种文体渊源流变与文体特色的阐释”(11)。《文章辨体》所列59种文体均有序题。正是在它的示范作用下,序题加选文成为了明代流行的总集编纂方式。序题最早可追溯至魏晋时期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但该书久已散佚,未能对后世总集的编纂产生重要影响。直到真德秀编纂《文章正宗》,将古今文章区为四类,每类各有小序,序题才重新进入文章家的视野。吴讷改变真德秀的“以类区分”为“以体区分”,却把小序的撰写延续到了《文章辨体》中,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序题”。因此,《文章正宗》的小序就是《文章辨体》的序题的渊源所在。不仅如此,吴讷所撰序题还大量借助了程朱一派理学家的辨体成果。比如“古歌谣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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