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到明代，出现了汉以前有无文法的争议，孙鑛《与李于田论文书》说：“宋人云：‘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弟则谓‘惟三代乃有文人，惟六经乃有文法’。”①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说：“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②汉人继“周”过“秦”以整饬旧籍、更造新篇，宋人孙奕比较周、汉文字谓“汉人文章最为近古，然文之重复，亦自汉儒倡之”，例如“观孔子之言三代相因，曰‘损益可知’而已，而董仲舒曰‘上忠’、‘上敬’、‘上文’，太史公曰‘忠以野’、‘敬以鬼’、‘文以僿’，何其纷纷也”③。这只是表面的文辞问题，而透过其“近古”而变古的现象，就会发现汉文大量引述经语、取譬喻类诸术，实与汉代的数术、经术以及政术有着相通之处，可以“文术”观其时代风貌。 一 文章与数术 汉代是文章作为一种文辞表达概念相对独立的时期，又是数术学昌盛的阶段，其“文”与“术”的关联，具有时代的特征。据《说文解字》“术”本义是“邑中道”，引申为技术，含“方法”如“教亦多术”，持术者为“术士”，术的呈现为“技艺”，如指天文历法，可并归数术。考“文术”一词，初见于陶潜《责子》诗“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④；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谓“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黄侃释“此言命意选辞，好尚各异”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八篇认为“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土，致意于文术者”⑥，皆泛指文学或文辞，而缺少对其内涵及方法的认知。汉代的“文术”不同于一般的文法、文风，也不是其来已久的泛“文”之“术”，而是与经术、数术相通的一种文章技艺，其虽多借鉴战国诸子及纵横家的取譬擒纵等写作方式，但与之有本质的差别，是在帝国政治构建中的思维方式与语言策略。 汉人述“文”，有“文学”与“文章”之别，其言“文学”基本延承先秦儒家所言“学问”，如《论语·先进》“德行”“言语”“政事”与“文学”的区分。《汉书·武帝纪》载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⑦，乃汉代铨选“贤良文学”制度，所谓“文学”即为经学通称。论“文章”，本义是采色或花纹，孔门言说泛指“六经”和“礼乐制度”，也兼指文辞，如《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何晏集解谓“章，明也。文彩形质著见”，邢昺疏谓“夫子之述作威仪礼法有文彩，形质著明”，朱熹集注谓“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⑧。汉人“文章”概念较孔门有所衍展，如《汉书·儒林传》引公孙弘奏议“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3594页)，有经术意，亦含文辞表达；《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等)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9册，第2634页)，又《汉书·地理志下》“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6册，第1645页)，已专指区别于儒术、经义的文辞，如辞赋。东汉王充《论衡》“学士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⑨，“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论衡校释》卷二八《书解》，第4册，第1151页)，也是兼含辞赋之文辞的特指。这种文章的独立性不仅与由战国诸子丛集之文向汉人大量书写单一文本的转变有关，而且还与其文类的制度化相关。以西汉为例，文章相对集中于《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之“儒家类”如“《陆贾》二十三篇”，“法家类”如“《晁错》三十一篇”，“纵横家类”如“《邹阳》七篇”，以及《诗赋略》之“赋类”的“贾谊赋七篇”等。 与文章相对应的，是《汉志》中大量著录“数术类”撰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其或无名如“《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八卷”等，或署名如“《杜忠算术》十六卷”等，总其义谓“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分其用谓“天文”则“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历谱”则“圣人知命之术”，“蓍龟”同“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等⑩。余嘉锡认为，汉之数术亦本于“阴阳家”，所谓“阴阳家之与数术，《汉志》以为同出于羲和之官。而数术独为一略者，固因一言其理，一明其数，亦由数术之书过多，犹之诗赋之于《三百篇》耳”(11)。数术学在秦汉时定型，唐宋后渐渐淡出精英文化层，但在汉代则极为重要，功用如《史记·日者列传》载司马季主语：“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12)《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引张衡《灵宪》：“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13)又《方术传》载：“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传上》，第10册，第2705页)其中虽有推演的技术成分，包括推测凶吉的工具如“式”“棋”等，但其义理仍在象人事而议朝政。在具体的技术操作中，数术又屈从于政术。如前引《史记·日者列传》褚少孙补：“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14)这虽算不得重大事件，但数术屈从皇权，显而易见。而在数术依违于政术时，汉代的数术家又尝通过象类(象数)的方式与以“灾异”为核心的思想来言事，透露出“术”中隐蕴的难以直白的心态。 从“数术”推衍“文章”，汉人“文术”与之相关及其成立，则基于以下三个层面的思考： 一是整体性思维，“文术”实与“政术”“道术”“经术”一体呈现。徐复观《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以“封建”为例，对汉初改封异姓转向封同姓，以及封诸侯与剪灭其势力的举措，认为“汉室封建，在先是为了完成大一统专制的事实上的需要，最后则为了维护大一统专制的皇帝身分的需要；所以一方面在演变，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却始终加以保持”(15)。汉承秦制，尚“力”，故大一统；而大汉继周，尚“德”，故有分封。这不同于周政，致使汉代政术始终处于“力”与“德”之间。围绕这一主旨，刘安《淮南子·主术训》以道术缘饰政术，“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16)；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又以经术缘饰政术，“《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17)。落实到文术，王褒《四子讲德论》假“虚仪夫子”答“微斯文学”问“吾子何乐此诗”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