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研究被称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甚至被誉为学术研究中的奥林匹克。在现代文学、艺术研究领域，莎士比亚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莎作的理解与演出，业已成为国家、民族文学、艺术研究软实力的象征。莎学研究在几代中国莎学研究者的努力下，中国莎学已经成为一支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力军，在文学批评、世界莎学研究上显示出中国莎学研究的实力。但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相一致，与文学研究、批评领域主流话语的走向同构，中国莎学的发展也充满了曲折，受到以政治标准划线等时代语境的干涉，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中国莎学研究受到了极大影响，在随后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下，莎学研究被政治化的语境所覆盖，而作品的审美研究、艺术呈现方式、艺术特色研究则被遮蔽。因此，对莎学研究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影响的梳理，可以深化我们对政治化语境中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特殊性的认识。 一 话语权左右下的“靶标” 与1949年以前的莎学研究不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莎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厚重的成果，但在政治化的语境中，中国的莎学研究较为彻底地摈弃了以西方莎学观点对莎士比亚进行评介，将视角转向到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莎学理论资源呈现为遵循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一边倒”的研究局面。与文学研究的环境同步，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所形成的主流话语要求莎学研究者的研究，必须将着眼点投射于政治、阶级与阶级分析层面。从事莎学和西方文学教学与研究者要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学习，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务必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突出莎作及其人物的阶级属性。要求与国内主流文学话语相一致，莎学研究要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结合起来，因此以阶级、阶级属性划线的研究方法获得了主导的研究地位。我们从其研究范式与结论看，可以感受到苏联文艺中“左”的思想，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莎学”对莎学研究的全面影响，而且由于研究的惯性和政治语境的特殊需要，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与“修正主义”苏联关系的恶化而有所减弱。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双百方针受到强烈干扰和冲击。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者由于从事的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显赫的文学家的研究，这批莎学家如孙大雨、孙家琇、吴兴华、袁昌英、林同济、张泗洋、刘炳善等，便因其强调研究的特殊性或由于其在莎学研究中的权威地位被打成右派。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为适应形势，“左”的思想成为文艺政策的指导方针，对包括莎作在内的西方外国文学作品、理论着眼于批判，轻视其经典价值、审美特色和艺术特点，尤其是对一些文艺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如人性、人道主义、写真实、爱情描写、浪漫色彩，甚至现实主义，往往斥责为资产阶级思想、情调，横加挑剔，给予猛烈批判。到了60年代前期，在重点、目的不同的政治运动中，先以“批资”(即批判外国资产阶级文学)为靶标，后以“批修”(即批判苏联及其他国家的所谓“修正主义”)为重点，强调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使莎学研究沦为了为适应主流意识形态、政策的研究或阶级斗争理论的传声筒。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已经不是探索自身发展规律，而是成为争霸理论话语解释权的宣言，“‘莎士比亚研究’也受到了这种文艺政策的影响，受到政治形式和文艺政策的左右”①。在外国文学批评领域，莎士比亚研究首当其冲地受到波及，成为不断地向“左”的思潮主动靠拢的文学研究。莎学研究必须与政治潮流大方向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在政治化语境中，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外国文学遗产被批评为“对当时社会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不够的”②，为此要在莎作中寻找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为了紧跟时代，这一时期的莎学研究以苏联马克思主义莎学为楷模，通过对苏联莎学基本观点的学习和模仿，运用于自己的莎学研究中，在研究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武器，采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通过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莎作产生的时代背景、阶级斗争的矛盾冲突上，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莎作中的人物进行分类，以莎剧中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作为判定人物性格、矛盾冲突的基础，为证明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重在强调莎剧对封建势力及资产阶级有选择的揭露与批判，以及证明某些人物历史与时代的“先进性”，如把哈姆雷特视为人文主义的先进分子，强调莎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伦理观是符合时代的进步潮流的。虽然这些莎学批评中仍然蕴涵了不少真知灼见，远较以往单纯简略的评介深刻，为人们深入理解经典打开了一扇窗户，但由于这些莎评基本上是从政治化语境出发，按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莎作，一味强调莎剧是现实主义杰作，对于莎作中的浪漫主义艺术特点视而不见，甚至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为证明莎作与进步文艺的关系，批评者在肯定其中的人文主义“先进”思想的同时，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出莎作中的阶级局限性，认为莎作必定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外国文学遗产的代表。在这样高度政治化语境中的莎学研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色彩。这种研究惯性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在今天的莎学研究中也没有完全绝迹。 由于受到20世纪50-60年代政治、文学研究大环境，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与斗争指导方针的影响，莎学研究往往自觉以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切入时代背景、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研究，此时的莎学研究如果不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对莎士比亚、莎作的资产阶级观念给予批判，不对莎作中的人物按照阶级阵线划线、分类，抑或不从阶级分析入手赞扬莎氏本人和莎作反映了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那么这样的研究无疑会被视为对腐朽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批判缺乏力度，甚至研究者本人也存在着立场和政治问题。我们看到在政治运动风暴中，中国莎学家的命运始终被政治环境所左右。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全国的迅速铺开，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教育领域成为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政治环境显示，只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猖狂进攻，才能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胜利。莎士比亚成为政治思想领域斗争中的明显靶标。从事莎学研究本身，也成为决定中国莎学研究者命运和人生沉浮的重要因素。 二 特殊语境中的“资产阶级爱情观” 在政治化语境中，对文学作品中爱情的歌咏，对人道主义的反映与歌颂始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对社会和人民的侵蚀。为此，在思想、文化和组织领域内开始了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具有人道主义的爱情描写已经成为创作和研究的禁区。由于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资产阶级恋爱观，研究莎士比亚也成为具有政治风险的课题。在文学研究领域莎氏被视为“大、洋、古”的代名词，在外国语言文学界，学习、研究被视为经典的莎作是与无产阶级文学有着天壤之别的，如何看待莎氏和莎作中的“爱情”既是感情问题更是立场问题，因而学习研究莎氏不时遭到质问与批判：“谈到文艺复兴时代，则认为是人类文化的顶点，读一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胜过生活二十年(这句话和马克思讲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对照一下，会令人发生怎样的感想呢？)”③；其时的思想批判多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甚至与学习、研究者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批判者强调“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无产阶级爱情观”等新道德观念，拒斥莎作中的男女情爱和人道主义，批判者强调：在莎作研究、学习中，有人“每讲到爱情诗时，就眉飞色舞，赞赏不绝……甚至在反右斗争中还有人念这些诗以‘自慰’……宣传资产阶级男女关系”④；批判者认为由于立场和感情问题，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们对根据古典作品拍成的片子，如《罗蜜奥与幽丽叶》，可以看了又看，百看不厌，但是对我们自己的优秀影片《董存瑞》和《平原游击队》则就是不看。这又是一种什么感情？如果真是从心里爱新社会，怎么能不看？如果真是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怎么能不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看社会主义的电影？”⑤批判者所要树立的是集体主义的英雄史观，而非温情脉脉的“资产阶级”爱情观和人道主义。所以，当秦兆阳(何直)提出“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⑥时，当即被定位于“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是十足的修正主义”⑦，也就不足为奇了。针对文学经典，即使仅从美学和艺术方向肯定其价值，也会受到严厉批评：“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本书可读：一是红楼梦，一是莎氏比亚’……这种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难道是个别的吗？”⑧显然，研究莎氏莎作已经被定位是资产阶级的研究倾向。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纯洁、不朽的爱情悲剧也被视为肮脏、丑恶的“资产阶级男女关系”，与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爱情观是背道而驰的，赞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不朽爱情既是感情问题更是立场问题，具体到研究者就是宣扬资产阶级的男女关系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声浪中，有的莎学家也不断对自己的莎学研究和所谓对资产阶级莎学缺乏批判做出提高认识的检讨：“我们又必须认识到英美近来所大吹大擂的‘新目录学’，在其本身就无多大科学性可言，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来提倡它则更是绝大的错误。‘新目录学’自夸在莎士比亚研究上最有功绩，但是鼓吹了半个世纪，莎士比亚全集新版的面目基本上还是1864年‘地球版’的原形，并未向猜测中的莎翁手稿走近半步！”⑨“它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道路，与社会主义的利益根本相反”，对于莎学研究“我们也要问问是些什么东西，对社会主义又有什么用处”⑩。还有文章说，由于莎学所具有的明确的西方学术身份，陈嘉在《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流露的政治见解》一文中还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认识，强调莎氏尽管有反对封建割据和暴君专横的内容，反对唯利是图的思想，但莎氏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映政治问题的。这篇文章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写作，卞之琳等人执笔的，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长篇论文——《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其中该文以陈嘉文章中的只言片语，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对待人民的感情问题，该文从阶级的角度指出，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陈嘉却“认为劳动人民也受了唯利是图思想的影响”，难道“穷人为了求生而卖命，我们能说他们不顾一切、唯利是图吗？”(11)批判者以阶级划线，以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衡量研究者和论文的政治立场。处于这样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莎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的研究领域——“大、洋、古”中“洋”的总代表，进行莎学研究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而以人道主义为切入点研究《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爱情悲剧也会被目为宣扬资产阶级爱情，显得与无产阶级爱情观南辕北辙，不合时宜，研究者偶有不慎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