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论，是在与西方文论(及其变体的苏俄文论和日本文论)的互动中，产生、定型和演变的。其总名，从民国的以“文学概论”为主到共和国前期的以“文艺学”为主，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以“文学理论”为主①……充满了复杂性和变异性。何以如此?与之互动的西方文论的变异性和复杂性可以提供一种理解维度。然而，西方文论在演进中由总名变化而生出的形态和内容变化，却一直为中国学界所忽略。本文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关注。 西方文论的演变，其命名，从古代的“诗学”，到文艺复兴之后的“批评”，进而分化为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和德俄世界的“文学科学”，再到英语世界欲用“文学理论”去统合世界文论，却反而造成英语世界文论自身的一事三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批评理论。西方文论的演进，既有从诗学到文学批评和文学科学；又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科学的两峰对峙，还有文学理论、文学科学、文学批评、诗学的多名并进；很是波澜壮阔。 一、诗学：西方古代文论总名及其缘起、内容和演进 西方古代文论在古希腊兴起时，其总名是“诗学”。其缘由在于古代的文学全以诗的面貌出现，抒情诗、史诗、戏剧诗是其三大文体。由此关于文学的理论总结当然就是诗学。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虽然提到了抒情诗，却并未予以讨论，呈现了西方文论的主体倾向：一是强调文学的虚构性(文学不是现实却胜似现实，是对现实本质的模仿)，二是强调文学的叙事性(讲好故事和塑造人物成为中心)，三是强调文学的美学性，悲剧和喜剧成为两大美学类型。西方文论不断出现的观念：胜似现实的认识功能、心灵净化的教化功能、文学形式的美感功能皆由之而生。在古罗马，代表著作有贺拉斯的《诗艺》和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前者从叙事方式、塑造人物、美感形式方面推进了亚氏诗学内容，后者则从美学类型上扩大了亚氏诗学体系。诗学作为西方文论总名的霸权，虽因文艺复兴之后有“批评”等叛军的出现而开始动摇，但却一直以多种方式与时俱进，维持其主流地位到19世纪，如16世纪有明图诺的《诗学》(1563)等，17世纪有布瓦洛的《诗的艺术》(1674)等，18世纪有卢桑的《诗学》(1737)等。② 西方近代以来的变化，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小说兴起与文学总名的变化。近代的小说兴起，使文学的文体，由诗的一统天下，变成诗、戏剧、小说的三分天下，而且小说日益成为文学的主流，从而西方文学的总名，由“诗”(由格律和韵律而来的poetry)而变为“文学”(由文字而来的literature)。这样，诗学作为文论的总名在内容上仍没问题，在形式上却有些名不符实，于是文论的新名“文学批评”开始出现和成长。二是美学兴起与文学内容的变化。在亚里士多德《诗学》里，诗与绘画和音乐因共同拥有模仿现实本质的功能被归为一类，中世纪诗与修辞相连，与音乐、几何学、天文学等一道属于高雅的“自由艺术”，绘画、雕刻、建筑却与工艺和行业技术相连，从社会等级上说，叫粗俗艺术(vulgar art or servile art)，从技术上讲，叫机械艺术(mechanical art)。文艺复兴，绘画等被提高为高雅艺术，如意大利的 Arti del Disegno(美的艺术)和法国的beaux art(美的艺术)。艺术开始从只是绘画、雕塑、建筑的整体而与技术相区别，这在意大利的瓦萨里(Giorgio Vasari)那里突显出来，进而到建筑、雕塑、绘画、戏剧、音乐、文学的整体，既与技术相区别又与科学相区别，而成为“美的艺术”，这在法国的巴托的(Charles Batteux)那里成为标志。艺术的目的就是追求美，正是在“美的艺术”于1700-1750之间传遍欧洲之时，鲍姆加登创立了美学(1750)。美，与科学之真和伦理之善相区别，于主体，体现在感性情感上，于客体，体现在艺术上。美学也就是艺术哲学，从18世纪巴托的《论美的艺术的界限与共性原理》(1747)到19世纪黑格尔的《美学》都突显了这一主题。因此，文论作为美学(艺术哲学)的一部分，被从美的角度去研究。在文论的形式(以散文的小说为主)和内容(目的是追求美)这两方面的演化中，与之相伴随的，就是第三个方面，即文学批评一词产生出来，成长起来，并最终取代诗学，成为西方文论总名。 在进入西方文论的后诗学阶段之前，要预讲两点：一，文学批评只是在英语世界里取代了诗学，在德国世界里，取代诗学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学科学”。二，诗学的被取代，只是失去其霸主地位。实际上是，诗学在新的时代、文学、文论的演进中，仍然经常作为文论的总名，不少的文论著作，仍用诗学一词。这一总名之能成立，在于文论的发展并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基本范围，现代文论无论用什么样的名称，其基本内容格局如旧。但另一方面，诗学又缩小成了文学三大文体之一的诗歌的理论。不少的以诗学为名的著作，其实只是诗歌之学(如埃米尔·施塔格尔的《诗学的基本概念》、让·絮佩维尔的《法国诗学概念》等)。诗学作为文论的总称，有三个方面的运用，一是在比较文学领域里，因比较文论采用比较诗学一词而得到普遍的运用，这里诗学等同于文论；二是在文学科学的内部结构中，用理论诗学一词来代替文学理论一词；三是在强调文学与外部关联的文论中，用诗学来指文论中的某一倾向，于是出现了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这样流行的名称。这些都可以看成是诗学在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科学的互动中而产生出来的变异。诗学正是在这多样的变异中，汇进了西方文论的总体演进之中，并在这一交汇中强调了历史记忆，突显了理论竞争，同时也增加了文论术语的混乱。 二、文学批评：从普遍的兴起到在英语世界成为文论的总名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化在亚氏逻辑和实验科学的双重影响下，产生了总体-区分的学术研究模式，即把世界分成不同的部分，再由部分总汇成整体，这一思维模式产生了因知情意的主体划分和因艺术不同于技术和科学的客体划分而来的美学。对美学来说，文学是语言之美、情感之美、叙事之美、人物之美。在美学的总体框架里，又产生了用英国经验派和大陆理性派两种不同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建构文论的倾向。经验倾向主导了文论的最初发展。所谓经验倾向，即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的品鉴，进而从具体的品鉴中总结出理论。“批评”正是从中产生出来的。韦勒克说，批评是怎样取代诗学的，可以写厚厚的一本书。在批评成势之后，人们回头望去，在古希腊文里，发现了kritésn(判断者)、kfinein(判断)、kritic
s(文学的判断者)以及其它断续地存在着的思想之流，比如菲利塔斯作为未来的托勒密二世的导师，被人认为“既是诗人，又是批评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语的critica(批评)一词复活了古代意义并向文化和文学方向运行，渗入到圣经研究，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作品研究之中。老斯凯里格，即J.C.凯撒(1484-1558)在其《诗学》第六卷“批评家”中，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进行全面的评述和比较，被韦勒克称为文学批评演进的关节点。Critica(批评)这一新拉丁术语缓慢而持续地向各国方言渗进，首先在法语中掀起高潮，以致于可以用从critica(意大利语的批评)到la critique(法语的批评)来描述批评在这一时段的演化进程。正如拉·布吕耶尔从反对这一新词的立场抱怨时说的：在法国“批评家和评论家”蜂拥而起，拉帮结伙，好不热闹(1687)。正是在17世纪，“批评”基本成了既可指称理论推衍又可总括实际批评的西方文论的总称(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32)。18世纪英语的criticism(批评)迅速崛起，在发展进程中，蒲伯的《批评论》(1711)确立了批评在英语文论上的坚实方向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卡姆斯勋爵的《批评原理》(1762)雄心勃勃地要呈现一个系统性的“批评科学”(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36)。而当术语“kritik”和“akritischn”于18世纪初从法国传入德国之时，最初曾在高特舍特、莱辛、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那里引起过热烈的回响，这些文论名人都自认为是批评家，高特舍特还出版过《批判诗学试论》(1730)。然而，德国浓厚的理性倾向下的文学研究却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演进中排斥着文学批评，并将之边缘化。进而德国文论在演进中产生了“文学科学”并拒斥了“文学批评”(这将在下一节中详论)。法语文论在影响德语文论又被德语文论反影响的互动中，由于法语的“科学”一词与英语相同，都是science，因此法国拒绝了德国的文学科学。用韦勒克的话说，当文学科学在德国成功的同时，“Science de la literature”(法语的“文学科学”)在法语世界和“science of literature”(英语的“文学科学”)在英语世界，遭到了挫败(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39)。法国文论的演进，有的用着艺术哲学或美学的总名(体现在丹纳的著述中)，有的用着传统型的诗学(如上面引过的让·贝西埃的《诗学史》)，更有应和着英语型的文学批评(如从伊·埃讷甘1888年发表的《科学的批评》到罗兰·巴特1983年发表的《作为语言的批评》)，不过，可以作为法国文论符号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圣伯夫所强调的科学性传记批评，二是由诺埃尔与拉普拉斯合作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和维尔曼的《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1865)掀起的跨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前一个方面对德国文学科学的形成有相当的影响，后一个方面对英语世界用文学理论去统合西方文论有一定的推动。然而二者都不是文论的总名。而英语文论则在criticism(批评)中大步前进，开出了自己在西方文论中的一片天地。从蒲伯的《批评论》(1711)到阿诺德的《批评在当前的作用》(1864)，再到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 Criticism一步步地成为英语文论的总名之大旗。而兰色姆的《新批评》(1941)及声势浩大的“新批评”队伍，无非是让criticism的旗帜更为招摇地高高飘扬罢了。在criticism的大旗下，英语世界推出了一个个理论体系：新批评之成势，因兰色姆提出了“本体论的批评”而应者云集。“本体”当然是基本性的和理论性的。兰色姆、布鲁克斯，燕卜逊、退特等都是围绕着文学性这一根本的理论问题，推出了各具特色的作品理论和细读理论。与“新批评”不同的理论家，同样用criticism的名号，呈出了一个个的理论体系：温彻斯特的《文学批评原理》(1899)是体系性的文学原理著作，对文学的本质、范围、原素、类型，一一进行了论述。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1953)，也是体系性的文学原理著作，在第一章“批评理论的总趋向”中就提出了“世界、艺术家、作品、欣赏者”的理论结构。弗莱的《批评的解剖》(1957)同样是体系性的文学原理著作，从模式、象征、原理、修辞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