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给我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带来了什么 当今人们所谈论的“全球化”，可能包含多方面的意义。其中对我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影响最大的也许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直接影响和催动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市场经济的魔力又必然对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经济大潮把文化与文学也卷入市场，并且资本也迅速进入文化市场，使文化与文学成为产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这在西方国家早已如此，且被称为“文化工业”。尽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文化形态中，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浪潮的魔力，在不长的时间里便把这一切变成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而且我们都不能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其二，市场经济向文化领域的扩张渗透以及文化的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既有的文化体制，带来了一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化。文化人作为个体生产者，并不一定考虑体制化的需要，而更多是为消费市场和经济利益而生产。其三，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思维方式与经济价值观的普泛化，使其成为整个社会主导性、支配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渗透到当今社会的一切领域，包括文化和文学艺术领域，从而改变着人们的文化和文学价值观念。如今各种文化和文学活动，无不使人感到有一只市场化的无形之手在暗中起支配性作用，文学上的所谓“成功”，其含义恐怕不单指艺术成就，更多的还在于市场效益；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传统的按“创作—作品—接受”流程而形成的研究范式，也悄然转换为“生产—流通—消费”的研究范式；审美走向消费是新时尚也是新观念，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审美学研究的正宗地位正让位于文艺经济学研究，并且这些传统的文艺研究学科也正经历着文艺经济观念渗入后的自我嬗变和改造，如此等等。这些都无不与经济全球化及其市场经济浪潮的激荡相关。 其次是信息全球化的影响。电子与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本身既是全球化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推动其它方面的全球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它对文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其一，文学的存在方式在发生根本转向，即从语言形态向图像形态转向。随着现代电子信息传播科技的发展，各种图像艺术门类迅猛发展起来，并大面积占领文化消费市场，所以有人断言当今已经进入“图像时代”。在此种现实面前，作为传统语言艺术的文学便遭遇严峻挑战：一方面是自身的生存空间在逐渐缩小；另一方面是文学不能不改变其存在方式，努力寻求与图像艺术的联姻，甚至成为其附庸。其二，文学的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即由传统文学创作主要依赖个体的独创性想像创造，转向更多依赖群体性的策划与合作，依赖技术性的制造、复制、包装和商业性的宣传、营销，这样便大大超越了个体生产的局限，文学生产与科技、资本、市场紧密联为一体，真正成为一种工业化生产（文化工业）。其三，文学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文学形态决定了传统的语言媒介传播方式，也培养了读者的传统阅读接受方式，那么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带来人们工作生活节奏加快和比较功利化的诉求，另一方面也由于图像本身的吸引，当今人们显然更依赖于直观式的图像接受，它便捷、自由、轻松、畅快，不像语言阅读接受那样费心吃力，那样需要更多主体精神的投入，因此，“读图”更成为当今主要的接受方式。当然，这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变化，也就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容易形成被动接受、直观思维、平面思维的习惯。而受众的这种接受习惯和兴趣，以及思维方式的转变，则又必然会加速上述文学生产的转向和整个文学形态的转型。其四，随着上述变化，文学研究也必然发生转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今日已被“图像的转向”所取代：图像的转向在西方是整个后现代转向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当代文化的趋向，亦激发了新的文化研究路径，即视觉文化研究。（注：周宪《图像的转向》，《文艺报》2002年4月23日。）后者正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这些变化，显然都与当今电子信息科技的全球性发展有关。 再次是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当今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虽然包含全球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多元互动的方面，但其中主导性的方面则还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与渗透。对于我国当今的文化与文学来说，早已明显感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化扩张进逼的压力，并在其渗透影响之下悄然发生着变化，我们的某些文化形态中已经具有某种明显的后现代性特征。一方面，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中国大地风云激荡，固然有西方后现代文化全球性扩张的原因，但也与我国知识界、文化界基于颠覆解构的内在冲动而主动迎合和积极鼓吹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后现代文化的平民化、世俗化、娱乐化、游戏化、消闲性和消费性的特点及其趣味，也恰好适合当今消费社会大众的文化趣昧和消费需求。按有的学者的看法，“消费社会是指后工业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的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确实，在消费社会里，经济价值与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传统社会的生产只是艰难地满足生存的必需，而消费社会显然把生活和生产都定位在超出生存必需的范围。”（注：陈晓明《挪用、反抗与重构——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显然还不能说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但从人们的物质、文化消费观念与趣味来看，却可以说超前进入了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本身就具有后现代特性，在文化消费方面尤其如此，这就使具有后现代特性的大众消费文化获得了极广阔的市场和生长空间，从而极大地改变着当今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生态。这股文化潮流其势汹涌，既轰倒了传统文学的“象牙塔”，也消解了当代文学的“先锋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消费社会兴起的时代难以再有文学上的先锋派，消费时尚前卫已经取代了先锋派，那些消费性的符号、行为和所有的象征之物，以其新奇怪异的形式独具魅力，而处于潮流的前列，它们引领了生活变化的趋势，遥指着未来的方向。它们迅速被复制，随后消失，而另一轮的流行潜伏于其中。”（注：陈晓明《挪用、反抗与重构——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这股潮流即使不说是目前席卷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大潮的一部分，也至少是受其影响，暗合于它的发展趋向的。 上述全球化给我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带来的变化，就构成了我国学界近一时期来关于文学与文学理论发展前景问题讨论的现实背景。 二、全球化时代文学与文学研究之命运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究竟会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什么影响，其前景如何？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被提出来了。往前大概可以追溯到沃尔·本亚明，他常被人引用的文章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其中论述到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会对文学产生根本性影响。到了解构主义理论家那里，则变成了一个空前尖锐的问题：全球化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比如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预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他甚至断言：“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美国解构主义文论家J·希利斯·米勒显然也认同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他说：“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命运尚且如此，“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注：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