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跨文化，二是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是继法国、美国比较文学之后在中国本土出现的、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它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比较文学的出现是一定社会和物质条件以及文学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是以1877年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的出现（匈牙利），1886年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的出版（英国）以及1897年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的正式建立（法国）为标志的。经过数十年法国关于文学传播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关于并无直接关联的文学之间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已有百年历史。但是，中国比较文学并不是这一历史的直接分支，它虽出现在同样的时代语境，受着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是塑形性影响，但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20世纪伊始，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于是，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连林纾那样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300多种外国小说。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清末民初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苏曼殊、胡怀琛、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 如果说比较文学当初在法国及欧洲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出现于课堂里，是一种纯学术的“学院现象”，那么，20世纪伊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却并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现象，也不是在学院中产生，它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野，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与外国文学开始平等对话。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的重大意义与价值。 这第一点不同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与欧洲比较文学的第二点不同，那就是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及其传播途径，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在相通性之外，更强调差异性和对比性。从这一点看，初期欧洲比较文学的重心在“认同”，不在差异的“比较”，而初期中国比较文学的重心却在差异的“比较”而不在“认同”。 这种发生和发展的不同，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与西方比较文学之间的另一层深刻的差异，那就是欧洲比较文学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这一特定的、同质文化领域的文学内部进行的，它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一种区域性内部的比较文学；而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就是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发生的，它一开始就跨越了区域界限，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诚然，欧洲人靠着新大陆的发现、奴隶贸易、资本的输出和殖民地的建立，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比中国人更早具备了世界视野，但从文学上看，当比较文学在19世纪后期的法国作为一门学科产生的时候，其基本宗旨是清理和研究欧洲内部各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梵·第根在其《比较文学论》中将法国的比较文学实践加以理论概括和总结时，他的视野仍然仅囿于欧洲文学之内。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学科界定为文学关系史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只有在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才能进行；超出欧洲之外，则因当时文学交流与传播的事实链条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中，还较难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且，从当时法国人及欧洲各国比较学者的语言装备来看，通晓欧洲之外的语言、并具备文学研究能力的学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而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欧洲文学之外，对他们来说即使有心，也是无力；况且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使其他文化变得跟他们自己的文化一样，如罗力耶在《比较文学史》一书中所追求的，那就使欧洲的比较文学更难成为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比较文学了。这种情形到了50年代，由于平行研究的蓬勃发展和某些非欧美血统的学者（特别是俄、日、印度的学者）的加入，为西方比较文学添加了更多世界性因素，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特别是增添了并无直接关联的、超越时空的主题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但由于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的局限和语言本身的限制，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