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提问与“新世代”焦虑

——兼回应王建疆教授

作 者:

作者简介:
夏中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240)。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学术民族主义”思潮在大陆美学(文论)领域绵延20年,对此,笔者有三点看法:一是不宜将自己在海内外遭逢的专业性尴尬放大为“东西方文化不平等”的标志,可能它只具“学科性”,不具“民族性”;二是包括美学(文论)在内的大陆人文学术演化境况,与国家GDP总值的世界排位之间,不呈对称性必然律,故无须诉诸举国体制;三是真愿为当代学术做出实绩的“新世代”,应拨冗体悟先哲时贤的学思人生精髓(如王国维的“学无中西之分”与钱锺书的“默存”于学,等等)。另,建议学术史提问拟取“诊断式”而非“症候式”,以及认同学界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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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6-0093-08

       近年有言“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不时引人去琢磨底蕴何在。有人将它与“理论自信”、“讲中国故事”直接挂钩,笔者却从中读出是对当下学界“唯西学马首是瞻”(“强制阐释”)现象的委婉说“不”。于是,若能提醒那些言必称西语、不扯“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就不知怎么说的文士,能回头检索先哲时贤留下的汉语学思并非满目荒芜,而是生气犹存,这大概也是“话语创新”拟可借鉴的路径之一。

       但笔者又怕这番立论是自找麻烦,因为直到去年秋季还有人提出“中国美学和文论上关乎自身存在的大问题是尚有论与崇无论的争论”①。这就意味着,任何劝勉同仁谨防数典忘祖或盲目崇洋的诚意,其正当与否,似还受制于此一争论的结论如何。耐人寻味的是,建疆还真把近百年来争议古今“中国美学”在学术史上究竟“有或无”分成两派,将蔡元培、王国维、老舍、朱光潜、周来祥、陈炎、杜卫、吴炫、罗岗、孙津、高建平、张道一、曹顺庆等归入“崇无”派,而被纳入“尚有”派的则有童庆炳、蒋寅、朱立元、南帆、张法等。两军对垒,旗鼓相当,这“世纪之问”委实被弄大了。若“有派”最后压倒“无派”,这还好说;若“无派”最后压倒“有派”,那也就无形宣判笔者的立论属“子虚乌有”。

       也因此,不论于公于私,建疆那篇论文皆值得笔者凝神回应。所谓于公,是说建疆在分述两派观点时的不偏不倚虽难掩其“崇无”派本色(否则不必提“待有”),但毕竟做了两件实事:一是从百年美学思潮捞出一个“有或无”的敏感话题,令数代美学中人有话可说;二是建疆的近期相关著述堪称是对学界近二十年“崇无”派思考(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到“失语症”)的集大成或标志性聚焦。②所谓于私,则是说笔者立论的正当性,或许也只有透过对建疆的回应,才可能被敞亮且澄明。

       世纪之问:从“有或无”到“是与否”

       有识者皆称建疆敢言敢写。学界这潭水活不活,有时就看有没有人敢讲。故建疆功莫大焉。然“敢”又有其限度,若学术准备不足,也不免失之粗放,而露出把柄。建疆的把柄之一,首先体现在他整合“崇无”派评判古代“中国美学”的总体理路时,概括强而辨析稍弱。这就是说,老舍在1930年代直言古典文论未给出“一条明白合理的文学界说”,朱光潜在1940年代坦陈“中国向来有诗话无诗学”,与周来祥、陈炎在1989年论“中国古代美学尚处在一种前近代科学的经验状态”——这三家实是在不同层次说同一意思:若与西方18-19世纪康德、黑格尔、叔本华为符号的系统思辨美学范式相比,那么,中国传统美学确实不宜说是“理论”,但也不能因此断言中国自古无美学“思想”。

       何谓“思想”?就美学论域来说,大凡能对有人类意义的审美经验给出创意眭陈述或命名,且经得起证伪,即可称为“思想”。其表达既可用“言论”,也可用“理论”。一般来说,“言论”接近日常语式,它不强求自身须达到系统思辨的逻辑自洽,也无须对主词的内涵暨外延作精确界定,只要文顺辞达,合乎常识常规,无大歧义,即可。但“理论”不一样,它若不对关键词的内涵外延作精确界定(微观),则它在整体上就达不到系统思辨的逻辑自洽(宏观)。故“理论”不满足于日常语式,它会追求学理语式;它也不止步于常识常规,而要讲透常识何谓常识,常规何谓常规,透到来龙去脉皆历历在目,透到某对象为何以此模样存在在这里。“理论”若做到这分上,当比做“言论”拘谨,也累得多。无怪有人只愿借“言论”来通俗地谈其“思想”,而不甘用“理论”来学究地释其“思想”,因怕学院派程序会束缚其情志才气而生匠气。比如鲁迅便是这样的人,他无疑对文艺、历史、人生极具美学(文学)“思想”,但他更愿用杂感体“言论”来抒胸臆,故鲁迅作为文学“思想家”极独特且极深刻,但没人尊称他为美学(文学)“理论家”。此类范例多了,学界也往往会“约以俗成”地倾向于让“思想”、“言论”亲密联姻,反倒疏忽了“思想”、“理论”之间本也可喜结良缘。因为世界近、现代史上,既能当“思想家”、又能当“理论家”的巨子并非没有。

       从思辨构建形态来甄别“思想(言论)”与“理论”,当不能不涉“体系”。“体系”是建疆笔下的常用词,可惜它常被挪作一个与“思想”、“理论”诸词混搭、未见区分的术语,究其质,当是著者未能从系统思辨构建角度,视“体系”为理论形态演化的最高级之命名。这不是著者一个人的错。多少年来大陆学界多少人掂不出“体系”一词的凝重,故也就不知敬惜地用它来含混指称“对象的集合”,而毋论此“集合”是否有机。若着眼于系统思辨构建之级差,则检测某理论是否“体系”,须同时满足如下三条:

       一是它须有一个已被充分论证而颠扑不破、或不证自明的元概念作整体理论赖以构成的逻辑起点。

       二是该理论的结构性生成的全部存根(密码)既然蕴结于元概念,那么,它也就会像全息胚萌发芽、叶、花、果一般推导出相关子概念而自成系列。只有这般足恃于内、即合逻辑生成的有机概念系统才堪称“体系”。

       三是其整体感是靠行云流水般的论证来细针密缝,浑然而天成。这也就是说,不论是从元概念推出子概念,还是从子概念引出另一子概念,其思维的内在动力定型会从骨子里屏蔽任何非学术性意志的刚性介入。“体系”在理论构建层面所坚执的这一思辨尊严,酷似人类活体长出的“排异功能”,它绝不卑屈地接纳任何外部器具的创伤性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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