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世纪即将终结的地方往回看，我们的目光屡屡为中国知识分子出没于这段历史的身影所吸引。考察他们近百年来心态演变的历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不乏对于独立人格的推崇，然而其行为方式往往又呈现出群体上的趋同和相近。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强调个人抉择，这种个人抉择也是在潜在的群体模式下展开的。社会变革引发的动荡愈激烈，这一特征就表现得愈明显。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群体正是历史为知识分子设下的最大迷障。知识分子群体永远是由殊别的个人组成的，其群体性恰恰应体现在个人对于群体一般规范的疏淡乃至弃绝上。只须将中国知识分子与有着相似命运遭遇的他国（例如俄罗斯）知识分子稍加比较，我们便不能不为前者随波逐流的软弱性深感羞愧。这是受各种幻念和臆想蛊惑的一群，一支信仰上永远飘无定所的游牧部落。他们不乏稍纵即逝的热情，却没有一以贯之的勇气，偶尔想采取行动，却又惧怕承担后果。一旦人生境遇陡转，外部压力趋近精神所能承荷的极限，那他们势必迅速调整各自的步调和姿态，通过立场的转变来求得从严酷现实中解脱。 正是这种个人向着群体，群体向着群体的群体无休止的精神逃亡过程，折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上的先天缺陷。在我看来，这种大规模的精神逃亡，在本世纪统共有三次发生。 第一次逃亡：五四的降旗仪式 第一次精神逃亡发生在五四以后。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一批文人学者，由于意识到运动的性质已发生由文化而政治的偏斜，对纷纭变幻的时局无力执断，因而纷纷揖别了早年的激进主张，心态日趋消沉落寞。一个极为显彰的事实是，恰恰是五四运动中贬抑和訾责传统文化最有力的那批人，五四后几乎悉数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归和认同。领导人物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一度借小学遣怀；极言全盘西化的胡适，开始倡导“整理国政”，倾全力治中国思想史，埋头作《水浒传》、《红楼梦》乃至《水经注》等书的考据；钱玄同转向历史学和音韵学研究；刘半农则转向语言学研究和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周作人初出时的躁厉文风，也渐渐演为后来小品文的迂徐冲淡，品茗谈酒，隐道逃禅。 如果说这一转折仅仅体现在个别人身上，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它成了2、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风尚，成了人人上瘾，并且无法戒除的大麻。五四先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晚年的章太炎和康有为辈，二人虽分别在苏沪设坛讲学，但对时政再无从前那般热衷。就连早期曾不遗余力推介西方文化的梁启超，20年代末游欧归来，也在书中痛陈西方文化的种种缺失，从此革面洗心，主张光大东方固有文明以拯救世界。流风所被，五四以降的文人学者均深受影响。其中不少人虽有留学欧美的身世，然而一俟回国，很快也沉潜到传统文化的静水深流中去了。宗白华、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钱钟书、汤用彤，无一不因循着这条由西学返归国学的例路。传统文化以近乎奇迹般的效应，展示出它巨大的眩惑力和吸引力。人们不禁要问，是否传统文化当真具有西方文化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呢？ 毋庸置疑，本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抱有强烈的社会功利心。他们之所以吁求引进西方文明，正是因为看中后者注重实用功利的一面。即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言，西方文明“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可见陈独秀等鼓吹西方学说，断不会满足于穷思极解泛文空论，而实是想以此作为起中国社会于沉疴积痛中的速效良方。他们真正的用心不宣而喻，正是希望通过文化颠覆来促动社会的全面革新。 因此，五四运动自始就有着鲜明的社会指向，这使它以不可遏止的势头，迅速向文化领域以外扩张。不幸的是，诡谲多变的现实情形，使得知识分子心目中预先规划的蓝图一次又一次报废。要想将某种思想学说贯彻到可以加以实际运作的社会层面，毕竟还有赖不少为知识分子无法控制的中间环节。他们终于发现要想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收获的只会是一堆败絮。中国社会有一具远比他们想象中强健的牙口咽喉和肠胃，并且从来没因五千年历史的食量打过一个饱嗝。怀着退出历史舞台的失意萧索，他们开始为从前的冒进和偏至反躬自责。他们认为五四运动误入歧途，正是由于过分强调学术的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结果欲速不达。而作为反拨，务必恢复学术理念的纯粹性。由于他们已经饱受过分痴迷西方文明而产生的种种空想的毒害，同时又深切体味到传统文化的浓厚强韧难以动摇，他们不得不作出改弦更张的痛苦抉择。他们努力消弥西方学说的世界观内涵，而将之降为一种单纯的方法论。他们重新奏起用“中体西用”旧辞谱写的新曲，最终回到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文化阐幽发微上来。虽然他们期望以此作为在困惑中自守的最后精神据点，但造成的结果却是对于现实的全面逃避。 我已经听厌了有关这场精神逃亡的托辞。例如胡适，一直声称当时他曾动过一番愚念，竭力想把五四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却不幸毁于政治救亡的干扰。从胡适一生看去，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社会抱负的人，只不过当时的事态与发展前景大违他心愿罢了。在我眼中，胡适从来就是一个多重矛盾的奇特混合体，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迷失的典型。他对政治的眷恋并不下于对学术的嗜迷，然而他远未追从章太炎，近未取法陈独秀，他的内心在对立的两种取向中达成了虚弱的平衡。学术于他成了保持政坛“清流”形象的凭据和资本，政治于他仍然是学术的一面借镜。中国知识分子喜好自欺的通病在他身上暴露无遗。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人，从笃信西学拒斥国学，转向以西学方法研究国学材料，正好反映出他们置身新旧历史交接时期的尴尬处境，以及矛盾困惑苦恼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