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0)04-0001-07 世纪之交，“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此伏彼起。它既反映着学术界对以往文学史著作因受时代思潮和思想认识局限而不能完全准确客观地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真实历史的不满，也反映着学术界企图建立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复兴民族文化要求的文学史学科新体系的努力。然而，究竟如何重写文学史，学者们见仁见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有的认为应该有必要重新接纳过去被排斥被忽略的流派和作品，重新探讨文学与政治之外的其他关系，以期重新解释文学史的发展规律[1]；有的认为应该建立多元的文学发展观，不要千篇一律，可以大家都来写，写出各种不同文学史[2]；有的认为文学发展过程与人性的发展过程是同步的，并由此写出了新的文学史[3]。笔者也曾呼吁最根本的是要转换文学观念，认真清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以此作为建构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实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基础，改变过去那种以西方文学理论和观念硬套中国文学事实的做法，并尝试着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4]。凡此种种，都是试图从思想观念的转换或学术视点的改变入手来推动文学史的研究。毫无疑问，思想观念的转换是最根本的转换，学术视点的改变也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仅有思想观念的转换或学术视点的改变是不够的，必须辅之以正确的学术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正确的方法甚至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思想观念上和学术视点上的某些局限。本文之所以提出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方法来讨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一 文学史研究应该运用怎样的学术方法？这样提出问题也许会受到责难：难道文学史研究还需要有统一的学术方法？方法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什么方法有利于解决问题就用什么方法，难道这还有疑问吗？ 这样的责难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的确，学术方法只是解决学术问题的一种手段，学术研究一般可以利用一切有效的方法。然而，就具体学科门类来说，事情就绝非如此简单。为了使我们的研究符合这一学科的特点，科学地揭示这一学科的客观规律，就必须采用适合这一学科本质特点的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可的学术方法，不然，其研究就不可能揭示这一学科的规律，其结论也就没有价值。例如，自然科学普遍采用实验的方法，任何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如果我们不进行严肃认真的科学实验，就想得出一个为学术界所认可的自然科学结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样，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学科，也不是任何方法都可以采用，都能够得出科学结论来的。例如历史学、考古学就是这样的学科。考古学必须以地下出土的文物为依据，没有文物依据的所谓考古学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历史学必须以历史文献和文物即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没有历史事实依据的所谓历史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因此，这些学科不能脱离实证的方法，不能离开真凭实据而仅凭想象或仅仅依据逻辑推理来做结论。 应该承认，社会科学领域对方法问题缺少应有的重视，一些本应强调实证研究的学科却充斥着太多的自由想象，甚至把它变成了对现实的一种图解，或者当做了可以按照自己意志任意打扮的“灰姑娘”。这不仅不利于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而且丧失了这些学科在人们心目中的应有的地位。 在一桩历史旧案值得重提。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和金岳霖审读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分别写出了审查报告。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和作为哲学家的金岳霖都对冯著表示了肯定，又都对当时的不良学风和不正确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陈寅恪指出：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所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P1-2) 陈寅恪主张设身处地了解古人，在“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批评其学说；不赞成用今天的思想去解说古人，以为这样就会流于“穿凿傅会”。这里既有态度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所谓方法，主要两种：一种是对古代材料的细致考辨和合理运用，如冯著对伪书的考辨和利用；一种是没有材料依据的“呼卢喝雉”和随意改移，如“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之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5](P3)。 金岳霖则在《审查报告》中肯定冯著的同时批评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牵强附会”，他说： 我们可以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来写中国哲学史，我们也可以不根据任何一种主张而仅以普通哲学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在工商实业那样发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勤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就是后来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见，所以注重效果，既注重效果，则经他的眼光看来，乐天安命的人难免变成一种达观的废物。对于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让他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他们安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觉得舒服。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以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6](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