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话

——围绕初期新文学的评价

作 者:

作者简介:
温儒敏(1946-),男,广东紫金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二三十年代围绕初期新文学的评价,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文学史思维模式,其中胡适以文学随时代变迁的进化的观念为新文学寻找立身的根据,梁实秋以人性为标准并从共时的角度反思新文学的缺失,周作人则试用历史循环说来追溯新文学的源流。其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也全面介入对新文学的评论。多种文学史观的初步建构并彼此形成互动互涉的对话关系,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史写作,逐步推进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建立。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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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0)04-0055-08

      新文学诞生后十多年间,对新文学的史的研究,已经有过一些著述,可以把二三十年代看做现代文学学科的酝酿期。尽管这期间的研究成果比较零碎,缺乏规模,但各种不同的文学史思维模式正在形成。这里评说三篇有关新文学评价的代表性论著,即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注: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作于1922年3月,收入《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又收入《胡适文存》第2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注: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写于1925年底,发表于1926年3月25日《晨报副刊》。又收于《梁实秋论文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和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注: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是1932年2、3月间在辅仁大学的演讲,1932年9月人文书店出版。),都是较早出现的对新文学有独立见解的研究性著作,正好代表三种不同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三家的论述所体现的三种文学史观,彼此构成互动互涉的对话关系,证明文学史研究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进入的,尽管各种方法角度都难免有长短得失。正是相克相生处于对话状态的多种文学史研究与评论,共同推进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化历程。

      一、胡适:以进化的系列构想文学史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写于1922年3月,是为上海《申报》创办50周年纪念而作,次年由申报馆发行单行本,并译成日文出版。因是最早“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的论作,在当时和后来的影响都很大。这影响主要是在文学史观念上,即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待新文学的形成,以进化的系列去构设文学史。二三十年代以来写作的诸多文学史,自觉不自觉都认同胡适这篇文章所描绘的新旧文学转型的图景。

      胡适这篇论文所述“五十年来”指的是1872至1922年,即《申报》创刊50年,这种时期的划分并无特别的文学史意义。不过《申报》面世那年恰好又是曾国藩的卒年,胡适试图以曾国藩这位桐城派古文中兴的“第一大将”之死,来标示古文运命的一蹶不振,也不全是巧合。这篇论文三万多字,共十节,前面九节讲晚清与民初文坛的嬗变,最后一节才正面叙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情况。然而胡适的着眼点始终在新文学,讲50年文坛之变,处处不忘说明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胡适是以新文学发难者和功臣的姿态写这篇论文的,因此文章带有向传统挑战的激越的气氛,立论新颖而偏激、粗放,但从其对文学历史现象的归纳与解释中,可以鲜明地看到一种进化的文学史观。

      此文的意图是勾勒“变迁大势”,突出“旧文学”转为“新文学”的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么“变”的趋势表现在哪里呢?他认为表现在古文的“回光返照”上。胡适指出,晚清和民初的古文受了时势的逼迫,也作了一些“内部的革新”,总的是朝应用的方面变;他将所谓“革新”归纳为四种现象:一是严复、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洋学术与小说。胡适认为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林译的小说等于“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这个评断很有名,后来被广为引用。胡适不轻意菲薄林译小说,而是给予肯定,不过这种肯定又是有保留的,因为胡适要从进化的角度解释文学史现象。他指出从历史发展看,林纾所取得的一度辉煌的成绩“终归于失败”,原因在于“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同样,胡适评述了古文“回光返照”另外三种现象,即谭嗣同与梁启超一派的议论文,章士钊一派的政论文,以及章炳麟的述学文章。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胡适也颇为欣赏上述诸家的功力与成绩,特别是章炳麟,胡称之为“清代学术史上的押阵大将”,认为其著作无论内容或形式都能成一家之言。然而,胡适坚信数极而迁,古文写作再精到,其语言和文体毕竟不能普及,不适于充分表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所以晚清古文那最后的几道光亮,再辉煌耀眼,也不过是光荣的结束。于是,在胡适看来,古文让位于白话文,新文学取替旧文学,是不可逆转的大势了。

      在用八节篇幅评论古文的衰落之后,胡适又用两节分别评述了晚清的白话小说与近几年的新文学。胡适对晚清白话小说格外关注,并发掘许多新变的因素(如对《九命奇冤》、《老残游记》结构手法创新的分析),他显然看到了小说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种种表现。然而胡适又没有更多的说明这种变化作为“过程”的意义,顶多只是把这种变化看作新文学发生的前奏。胡适要强调的是新文学运动前所未有的革新性质。所以在评论近五六年的新文学成绩时,胡适竭力树起一个与晚清文学根本区别的分隔板,那就是主张白话文运动的“有意”与“无意”。在他看来,晚清的白话文学尽管有新鲜活跃的色调,然而毕竟“没有人出来明明白白的主张白话文学”。当时有些鼓吹白话的人尚未觉悟到“历史的文学观念”,他们提倡白话只是为了开通民智,而自己仍乐于欣赏和写作古诗古文。胡适之所以要非常偏激地打出“古文死了二千年”的讣告,是为了与晚清的白话文倡导者划清界线,标示自己的彻底革新。

      胡适非常骄傲地声称他们主张文学革命所根据的是“历史的文学观念”,也就是文学进化论。他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他把文学发展看成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每一环都各有所工,“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古文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也就轮到白话文学称雄了。至于近五六年白话文学的创作,胡适也自知因时间太短,实绩并不显著,但他的评价仍非常高。如认为“白话诗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短篇小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白话散文很进步了”,等等,其核心观点仍是:新文学的发生完全符合文学进化的态势,所以应以发展的眼光给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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