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文坛和学术界，何其芳是一位重要的很有影响的人物。30年代何其芳是崛起于当代的现代诗人和抒情散文作家，有诗集《预言》、散文集《画梦录》等传世；40年代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活动家，有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等传世；五六十年代是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举足轻重的文艺活动家，富于创见的古典文学学者，还有他那些在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的诗歌创作论与鉴赏论，有《论〈红楼梦〉》、《文学艺术的春天》、《关于写诗和读诗》等传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一个理论家和活动家，其活动跨越了五个十年，留下了真实而重要的记录，我们不可以置之不顾。 一、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 现实主义本来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最多也不过是学术界理论界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然而在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四五十年代，它却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今天对此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一些，但当时的当事人，却没有把问题挑得这样明白，争论的双方都用了一些绕圈子而不直接指陈的策略，然而双方又都心照不宣，只是普通读者听起来有些晕头转向就是了。 现实主义问题本来是40年代国统区革命文艺界内部的一场争论，或者说是一场争论的焦点，何其芳奉命从延安去重庆做文艺界的调查工作，自然也就要对此问题发表意见。而且差不多要以延安派往重庆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发表意见，这就难怪他的意见显得那样有分量了。 1945年下半年，重庆的进步文艺界有了一场关于《清明前后》（剧本，作者茅盾）和《芳草天涯》（剧本，作者夏衍）的讨论，双方的意见比较对立。邵荃麟在一次讨论会上发表了很有分量的意见，他提出：今日大半个旧中国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是“非政治倾向”，他说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他还说，假如说《清明前后》是公式主义，我们宁可多有一些这种所谓“公式主义”，而不愿有所谓“非公式主义”的《芳草天涯》或其他莫名其妙的让人糊涂而不让人清醒的东西。 胡风在《在混乱里面》一书里，就提出了反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并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化装”。与邵荃麟持同一观感，何其芳批评胡风这种理论倾向，认为这种论断实际上是把除了他们自己互相欣赏的作品之外的进步文艺创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们认为缺乏客观现实内容的，被称之为“主观公式主义”，一类是他们认为缺乏主观精神的，被称之为“客观主义”。何其芳对于这种理论的倾向，在他40年代的《关于现实主义》一书，尤其是后来修改过的此书的序言里，尽可能地从学术上、理论上，当然也从政治上做了批评性的评价。 在1952年，何其芳针对胡风1948年写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提出了他对于现实主义特征的几点阐述：1.在创作上，具有最后决定性因素的，不是作者的主观精神，而是作者的生活实践；2.对于今天的革命作家，并不是什么生活都一样有意义；3.作家应该进行认真的思想改造，而不能用创作实践中的改造来代替；4.不能够以强调现实主义来取消民族形式，不认为文艺的风格可以直接从生活里面出来。 在重庆的进步文艺界于1945年底就《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的评价而引起了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之前，还有一次争论，那就是对于1943年6月和1944年3月于潮（乔冠华）的两篇文章《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所进行的争论。在这两篇文章里，于潮就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以及更广泛的问题，提出了好些看法。于潮说，当时蒋管区的知识分子麻木、疲倦、消沉、观望，正在经历精神的危机。于潮引用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话：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于潮认为这三种精神状态有共同之处，就是都和“人”距离很远，都是“非人”的。他说：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和民主，但是这种新文化“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飘浮在脑里，而旧社会的幽灵，却深深地盘踞在我们心中”。而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文化的科学和民主思想，特别是民主思想，却有它更深的基础：他们发现了人，人的尊严，第一页写的是人的发现。它假定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一种承认旁人，把人当人，关心旁人的生活态度。于潮说，最后我们又有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能完全变成我们的血肉，还没有把它做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密切注视着现实而发自衷心的关心人民命运，深沉地感觉这一个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生活态度。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杜甫的思想观点大体上属于儒家，为什么能产生辉煌的诗篇？就由于他的生活态度是关心现实（现实主义）和贴近人民（人道主义）。何其芳对于于潮的说法很谨慎，没有写过批评文章，而是如何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指示：提出那样的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他解释问题不对，解决问题不对。多年以后，何其芳曾经在论文里说：认为生活态度比生活更根本，那是唯心主义。 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里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对于这个问题，何其芳的确思索得比较多，比较深，虽说难免种种局限和失误，但他却在漫长的时空里，在不同的时代氛围、不同的时代条件下，结合着不同的问题，丰富和加深自己的思考。在反右斗争开始的前夕，在“百花时代”的鼎盛时期，在1957年5月1日写成的《回忆、探索和希望》一文里，何其芳对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15年以来的实践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现实主义问题，提出了另外一些看法。他说，如果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来加以讨论，会是有益的。他甚至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可以修改。他说他不赞成公式主义和“差不多”，创作最不能容许单调和平庸。他说可以理解从事创作的人谈起教条主义理论批评时的痛心疾首，因为这种批评会败坏创作情绪，因为创作这件事情总是要通过作者本人的特殊条件，包括个人经历、个人爱好、思想热情、艺术修养等等去进行的。他说直到不久以前才开始的对于文艺创作中题材的广泛性的注重、提倡和实践，已经给创作带来了一些新鲜活泼的气息。他批评说过去常常只是强调表现工农兵的必要和可能这个主要方面，却没有足够地从文艺创作的特点来说明这个任务的复杂性。他说，文学史上不少伟大的作品常常是作者一生或大半生经验的概括，写得最成功最出色的也常常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他说，对于题材的选择，要根据作家自己的条件来决定。他说，对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也不应理解得很狭窄，它们常常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有些古典作品虽然有人生如梦那一类消极的话，但当它们描写到生活的时候，却又充满了兴趣，充满了激情。反过来说，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尽管是正确的，进步的，又怎么能发挥好教育作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