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院学科框架为参照系来考察，我们似可以将这样一些关乎艺术的研究实践与传统的艺术研究相区别开来，并将其划归为艺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一类：其非孤立专注于对艺术形态本身的描述，而较自觉地关涉物态化的艺术品与其创作、欣赏、保有群体之间的程度不同的影响关系探讨。据此，我们可以大致获得一个对艺术人类学加以综合评述的基础平台。 一、滥觞期的学术实践 对中国人类学的创立有着重要影响的蔡元培先生在1918年根据古籍文献及西方人类学资料写成的《美术的起源》①一文，阐述了进化理论，呈现了与西方早期某些人类学艺术研究相类同的色彩。1928年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的启动标志着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创立，从此后所进行的田野调查的成果中，我们得以检视出一些可划归艺术的人类学研究的文字著述。如，1929年凌纯声赴东北松花江调查形成的《东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就以至为精详的描述呈现了其歌舞器乐等艺术活动；1934年刘咸率海南生物科学考察团人种学组深入海南黎族地区调查，在体质测量之外，他兼及社会文化事象的搜集研究，其《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1936)被赞誉为是“应用科学方法研究黎人艺术的开山作”②，而其《海南岛黎人口琴之研究》(1940)综合运用了历史文献、田野民族志资料及比较分析方法，是较典型的人类学艺术研究成果。于此类著述中，应该特别提出强调的是岑家梧的《图腾艺术史》(1937)。在该书中，岑家梧梳理了西方学者有关原始图腾艺术的研究视角以及成果，归纳了中国古代文献中与图腾相关的巫风傩俗，结合关于各地民间习俗的民族志资料，将图腾艺术置于人文——地理时空内，论述图腾艺术产生的原因并阐说图腾与艺术的关系。其所操持的关于艺术问题的社会历史解读立场、开阔纵横的比较分析方法，客观呈露了一种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探讨艺术问题的研究路数并展示了其独特学术价值，因而学界也基本倾向于以其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肇始之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乎艺术问题的田野调查，浸润在中国人类学界倚重于社会功能学派理论的学术背景之中，传统“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也在发生着持续的惯性作用，使得研究实践相对侧重于艺术的社会性方面。而这种倾向又集中体现在岑家梧的身上。他在1943年底写成的《论艺术社会学》一文中认为，所谓艺术社会学，就是应用社会学的科学方法，以艺术为社会现象的一种，探讨其发生、发展，与社会各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并提出了艺术社会学研究应着力的内容：(1)艺术起源问题；(2)艺术的本质问题；(3)艺术的进化问题；(4)艺术进化的阶段问题；(5)艺术天才问题。很显然，他所认同的这些研究论题和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部分主旨取向有着相当的一致性。虽然其时零散涉及民族艺术的人类学调查研究报告已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学者们把艺术同其所置身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方法取向，但让学界正视艺术的人类学研究于人类学之关系结构的契机，则是1947年中国民族学会召开的第三届年会。这次会议提案明确了“学术分科的必要——每一种学术之进步，皆赖其工作分科之细密与研究之专攻。民族学研究之内容固极为庞大，而方法上之派别亦有甚分歧。故吾人应确定民族学内容之分科标准，如物质文化，工艺学，比较艺术学，比较宗教学，比较社会制度，文化学，民族分类与民族史等分科。每一民族学者应努力专攻一二分科，使能学有专长而有所贡献”③。其主张将工艺学和比较艺术学专门划定为民族学主体学科框架下的分支，换言之，也就是认定了艺术应该作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此抑或可视为艺术人类学在中国人类学发展体系中占位、正名的一个学科史依据——尽管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创建。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是个被延宕的课题。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 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学研究的兴盛一时，对审美对象——艺术的讨论成为了热点，各种理论视角争相登场，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研究由此而被召回。依据学者自身学术背景及知识结构对其研究实践的影响，以及研究著述所呈现出的实际学术旨趣，我们大致可以按研究的不同立场取向，将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在人类学视野、理念指导下（包括自觉与不自觉的）进行的艺术研究实绩概括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艺术审美研究取向的 包括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美学致力于突破古典美学抽象、思辨的治学模式，而人类学对艺术和审美问题的涉及尤其是“民族志”内包含的大量异域文化中的艺术材料，客观上为美学研究艺术起源等问题以及理论创新开启了一个新视野。受西方学术实践的启发，一些从事美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也捕捉到了艺术审美研究与人类学联袂的契机——生动鲜活的民族志资料为艺术史及艺术哲学中某些传统论题的新阐发提供了“实证”的支持。 邓福星的《艺术前的艺术——史前艺术研究》(1986)是大量引入民族志资料进行艺术学论述的早期代表性著述。他充分征引了人类学、考古学关于世界各后进民族艺术形态的记述资料，论证其关于艺术起源与创造劳动的人类起源同步的观点，并勾勒出与史前人类社会生活史相对应的史前艺术史。书中提及“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最终制约以至决定了当时的艺术和相关的美学思想”④，但所使用的民族志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被“片段化”，具体时空背景也被虚化遮蔽，因而认为其于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参与推动是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的。而在朱狄的《原始文化研究》(1988)一书中，美学与人类学之交叉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得到了明确的宣扬⑤。朱狄以“论原始思维”为线索串联梳理了19世纪以来的西方人类学理论流派，对西方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关于旧石器时代艺术的理论进行了对比述评，并在他所认定的这两大学术平台基础上进入到关于“现代原始部族”艺术的讨论。他强调：“美学应该从‘美’字还远未出现的地方开始。这就意味着需要建立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它的最迫切的课题就是对审美发生的研究。……它涉及史前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一系列美学之外的学科……”。“人类学者常常把文化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这种观念可以说是人类学方法的灵魂，他们希望把每一个重要的结论都建立在考古学的证明上，而这种方法正是美学研究所缺乏的。”“人类学家所发现的事实比美学家所做的推论更重要，如果推论不符合事实，就立刻会丧失它的价值。”⑥尽管其旗帜鲜明地以艺术审美问题为研究的最终指向，但是他极力推崇人类学理论方法及民族志资料与艺术理论的互补运用，所呼吁创建的“新的交叉学科”与艺术人类学其实有着极深的对应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