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2-0019-06 艺术，是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所共同关注的课题。研究对象上的交叉共域虽使两个学科之间形成了悠久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却一直未能形成诸如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等获得学术界较高认可度的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学术范式的缺失和学术话语的匮乏。因此，摆脱包括演绎理性和科学理性在内的理性主义范式，充分挖掘后现代主义思潮提供的学术范式和话语资源，应当是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的一条重要路径。 一、交叉共域：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的相遇 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存在着研究领域的部分重合即交叉共域。艺术及审美问题，是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以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内容。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泰勒(E.B.Tylor)早在19世纪后期给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文化”下定义时，便明确地把艺术纳于其中。他说：“从广义的人种论的意义上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①作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在作为艺术及审美问题的重要语境时，常被纳入文艺美学的研究视域，甚至被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研究。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文化研究”转向中，文艺美学以及文学界的学者就担任了主角。研究对象的交叉共域，构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两个学科交叉的通约条件，形成了从各自学科的理论方法出发研究艺术的交叉研究历程。 文化人类学研究艺术的基点在于，艺术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仪式、信仰、宗教、习俗等多种文化事象的构成要素，艺术必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入文化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视域。无论是古典人类学家还是现代人类学家都自觉而明确地将艺术纳入研究范围。泰勒明确将艺术纳入文化之中，并将其列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另一位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J.G.Frazer)的巨著《金枝》（1890年）则收集并分析了大量“原始民族”的艺术资料，不仅成为早期人类学的代表性成果，而且被美学、文艺学、民间文学等学科视为经典之作。现代人类学家对艺术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英国文化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在其《文化论》中辟出专章讨论“艺术及其在文化中的位置”，从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出发对艺术的文化功能做了论述②。历史特殊论学派的创始人、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Boas)对艺术进行了专门研究，于1926年出版了被视为人类学系统研究原始人的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经典之作《原始艺术》，最早提出关于艺术类型的心理和象征意义的观点。在其重要著作《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博厄斯对艺术的研究方法做了概括：“我们不可只把艺术家当作一个单独的创作者来研究，还要注重他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反应，和同事们对他的作品的反应。”③他的大弟子克罗伯(A.L.Kroeber)对西方妇女服饰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与理查森(J.Richardson)合著了《妇女时装》一书，运用文化形貌理论分析了属于“次级形貌”的艺术在文化中的功能及其发展变化特征。文化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国内学者同样也非常重视对艺术的研究。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开创者蔡元培曾撰写过《美术的起源》等文章；著名人类学家凌纯声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和《畲民图腾文化研究》等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化艺术并作了精彩的论述；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对原始人的人体装饰、器物装饰、音乐舞蹈和诗歌等进行了专门讨论；岑家梧的《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和《中国艺术论集》堪称中国早期人类学家研究初民艺术的典范之作。 文化人类学对“原始艺术”的调查研究以及古典进化论运用后进民族的文化资料构拟人类进化历史的理论范式，对文艺美学和艺术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文艺美学家和艺术史家试图运用文化人类学关于“原始艺术”的调查研究资料解决“艺术的起源”问题并构拟人类史前艺术史。德国艺术史家兼人类学家格罗塞(Ernst.Grosse)大概是此问题研究的开创者，他研究了人类学关于异文化调查的资料，并于1894年出版了著名的《艺术的起源》，阐述了人类早期审美活动与实用功利的关系、原始艺术的产生以及原始民族审美意识的发展等问题。沿着这一思路，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Puliehannuofu)于1899-1900年写成了《没有地址的信》一书，论证了“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观点；德国学者希尔恩(Y.Hirn)也出版了《艺术的起源》，分析了艺术与巫术、劳动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和艺术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对此问题也作了一些探讨。如较早关注并长期研究此领域问题的专家朱狄出版了《艺术的起源》和《原始文化研究》两部专著并发表了一批论文，一些中青年学者也结合中国少数民族调查资料及考古资料对艺术起源和后进民族的艺术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由此可见，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因研究领域的部分共域而形成了交叉研究，但这一交叉研究仅仅基于研究领域的通约而基本止于单向移植的供受关系，即文化人类学是学科供体，文艺美学是学科受体：文艺美学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资料探讨艺术的起源、审美心理普遍一致性等论题，受古典进化论范式的影响构拟史前艺术史，两个学科间双向渗透的互动关系并未形成。 二、理性主义：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全面通约的障碍 文化人类学和文艺美学对艺术问题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交叉研究。人类学不仅为鉴赏后进民族艺术提供背景资料性阐释，更深入到艺术创制及其呈现的文化语境中，展开了对民族审美、艺术行为过程、艺术功能、艺术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艺术收藏等问题的讨论。至20世纪60年代，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与基本论题已初步形成。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人类学在一批开创性的学术论著的推动下加速了学科化进程④。受其启发，中国文艺美学界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如郑元者、易中天、王杰等，也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涉足这一分支学科，并发起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得到了王建民等人类学学者的积极回应。 然而，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艺术人类学的“公认度”与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⑤。这里从文化人类学和文艺美学交叉研究的现状探讨其根源。除少数学者的论著如美国美学家和人类学家布洛克(H.Gene Blocker)的《原始艺术的美学》等之外，文化人类学和文艺美学对艺术的交叉研究，分别坚持自己的视角而不愿进行“交换场地”的重新审视。文化人类学家从研究社会文化的目的出发，采用与研究政治制度、社会关系、经济交换、亲属制度、仪式、器物等文化事象无差别的模式，解读艺术所体现的社会功能、文化模式、社会结构、心理冲突等，而很少问津艺术的内在特征和审美内涵。大部分文艺美学家则采取其熟稔的思辨方法，集中搜罗文化人类学调查的人类社会早期艺术和异文化艺术材料，抹去这些材料的时间、空间、文化背景等，按照其观点论证和逻辑推演的需要，运用“简单枚举”法推论艺术的起源和审美意识发展史。其在研究方法上选择了早已被现代人类学摒弃的“书斋作业法”，不迈进田野直接面对与亲自感受异文化和生活中的艺术；在理论范式上吸纳了19世纪古典进化论的演绎模式，置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以来的各种现代及后现代人类学理论于不顾。对于艺术的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文艺美学都有所见，也都有所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