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体裁的历史诗学

——从小说体裁发生的历史原因看小说的本体性质

作 者:
陈浩 

作者简介:
陈浩,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绍兴 312000

原文出处:
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一种形式化的历史诗学立场将文学的形式分析与历史阐释结合起来,从小说发生的深层历史原因出发,对小说体裁的历史性质作出新的解释。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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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5-0093-07

      一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兴起与近代城市文化有着内在的社会学联系。普实克认为,城市文化必然会逐渐淡化人的出身问题,转而关注人的表现,这促进了城市文学以新眼光和新方法观察、描写人成为可能。基于这一理论前提,普实克提出:比较13~14世纪的中西小说状况,有可能引出关于小说渊源流变的结论。①

      就文学社会学立场看来,小说史研究中的体裁发生学与小说本体论是相互涵盖的。明代绿天馆人在《古今小说序》中断言“史统散而小说兴”,他在解释小说发生、兴盛原因时,实际上也揭示了小说的本体性质。从卢卡契“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以及巴赫金“真正的体裁诗学只能是一种体裁社会学”的观点看,②绿天馆人的观点启发我们在小说与先前的神话、史诗、故事等叙事文类之间寻找叙事学联系以探究小说发生源头的研究路径之外,需要另外创设一个小说体裁的历史诗学理论,从而不是在叙事文类之间寻找形式的连续性,而是恰恰需要在小说与其他叙事文类之间勘定其体裁社会学的意义差异。这意味着小说体裁的发生学研究,可以形成两种相互补充的研究路径:一种是时间维度的历史渊源描述,另一种是逻辑维度的历史原因分析。大体而言,第一种研究路径更侧重寻找小说与先前叙事文类之间连续演进的叙事学线索,而第二种研究路径则强调小说在整个叙事文类系列之中的特殊性,更注重揭示小说体裁所由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显然,我们如果能够揭示小说体裁得以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那么这种小说体裁发生学的研究,同时也就包含了小说体裁的本体论的阐释。

      中国古代将小说视为“小道”,与“大道”对举,这在现代许多研究者看来当然是一种偏见。但深入分析,这种对小说的偏见甚至是否定性的评价中却也隐含着对小说发生原因颇为准确的朦胧直觉。对经史“大道”与小说“小道”的对立界设作深入的分析,我们或许可能发现这种对立界设背后新的含义。

      “大道”的涵义极为复杂,当然无法用几句话概括殆尽。不过,“大道”意识只关注重大社会问题的倾向却是非常明显的;与此相对,“小道”则主要体现为“街谈巷语”、“残丛小语”等“正史所不载”的琐屑之言也是无疑的。在讲究“正”与“偏”、“大”与“小”、“一”与“杂”的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中,讲经修史要树立的是“正”、“大”、“一”的思想,即“大一统”的观念。小说往往被称认为“偏记”、“杂录”、“琐言”、“百家之说”等,正是与经史的“正”、“大”、“一”观念对立中区别开来的。深究“大道”与“小道”、经史与小说对立的深层含义,其实隐含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意识:经史“大道”要求树立庄重的政治化生活意识,而小说“小道”则恰恰相反,体现着平淡的日常性生活意识。清代罗浮居士在分析小说的性质时对此已认识得非常清楚:“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乎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③

      明显可以看出,罗浮居士对小说之“小”和“说”的分析,正是对“史统散而小说兴”观点的具体阐释。如果说,古代关于小说的“街谈巷语”、“百家之说”、“野俚诸书”、“杂史”“偏记”等颇具鄙视的看法,已经隐含着对小说与日常生活意识具有密切关系的朦胧直觉,那么,绿天馆人和罗浮居士的观点不仅摆脱了以小说附庸经史的观念,而且已敏锐地意识到小说与经史的对立性质。尽管中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生活意识问题,但从经史宏富的“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小说琐细的“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等思想内容、言语形式的对比中,显然已隐含着这样的小说发生学观念:小说源于同经史“大道”的政治化意识大异其趣的日常性生活意识之中。

      认识到小说根源于日常性生活意识,这意味着小说的发生需要有特定的历史语境作为前提,因为小说体裁不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它更是一种新的看待世界、历史的态度——即一般所谓的“内在形式”。正是以日常性的生活意识来看待世界、历史的态度上,我们不仅可发现小说与其他叙事作品——神话、史诗、故事等之间的内在差异,而且还可找到中西小说发生的共通历史原因。在此,我们需要引入卢卡契、巴赫金以及黑格尔的“日常思维”和“日常思想观念”的概念,以便对小说发生的历史原因作出更深入的分析。

      二

      卢卡契在其晚年巨作《审美特性》的前言开篇即指出:“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日常生活领域对于了解更高且更复杂的反映方式虽然极为重要,但对它尚未充分研究。”从这一认识出发,卢卡契提出了“日常思维”的概念,并认为:“以日常生活为一方,以科学或艺术为另一方的这种矛盾的辩证法,始终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由这种情况出发,日常思维保持着对于更高的对象化活动进行思考的权力,或者相反。”④巴赫金提出的“日常思想观念”也与此相近:“日常思想观念”是一种自发的不定形的思想观念,它“以内在和外在言语的泱泱波涛流经我们的每一行为和每一知觉”,“在某些方面较之定形了的、正式的思想观念更敏感、更富情感、更神经质和更活跃”。⑤

      自发性的且常常处于意识水平之下的日常生活意识,说到底是一种大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但尚未定形的个体性的生存感受,它与占统治地位的已形成体系性的观念——如“大道”意识相比,还不具备用清晰的概念明确表述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此,深入把握日常性生活意识的关键是应认识到:日常性生活意识既产生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但又是一种个体性的生存感受。所谓大众的日常性生活,即是相对于上层社会常常带有政治化色彩的生活而言,是一种平民化世俗性生活;个体性的生存感受则是随着生活意识的下移——由宏大的政治化意识下降为日常性的世俗意识而产生的要求肯定个体感性、情绪、经验的思想倾向。正是由世俗化和个体化两个方面规定的日常性生活意识,与前个体化要求的“民间性”有了内在的区别。很多人将小说看成是一种民间性质的文学,这是由于忽略了大众性之下还具有个体化意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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