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文精神一直在经受拷问，近年尤甚。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大致经受过三次大的拷问。由古典人文精神到传统新儒学的转型，使中国人文精神神经受住了历史的第一次拷问；第二次拷问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这次拷问回应，是现代新儒学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现代市场经济对中国人文精神又开始了第三次历史拷问。整个文化知识界，整个社会目前都未能对这次拷问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让我们透过文学的折射，来看看中国人文精神在新的拷问中如何辗转反侧，如何寻寻觅觅。 （二） 王朔作品以及流贯于王朔作品中王朔的人生态度，告诉我们，在中国当代社会一部分人群中，人文精神已经被轰毁到何等程度。 王朔以痞味精神、痞味画面、痞味话语酣畅淋漓地写出了痞子生活、痞子人物、痞子心态。他毫不文饰，撕破来写。在文化、文学、文字的神坛上，他首先撕破自己，而后撕破文人和他们的人文精神。这种撕破，几达全裸。 在他笔下，痞子、痞味、痞气成为对固有人文精神刻意的反讽、反叛和反抗。他将权力文化和精英文化一向视为神圣的东西掀翻在地。他将逸出人文精神圈外的边缘人作为主角，通过主流文化的边缘化散失，达到边缘人的中心化凝聚。他笔下的人物失却了固有的精神家园，又没有找到新的精神家园，因此他们轻易地解除了认同和建构任何一种人文精神的义务和责任，获得了调侃、批评任何一种人文精神的优越心态和话语权利。他们也有自己的精神，这便是在流浪中对任何一处精神村落摇头说“不”。 宽阔一点看，在深层情绪上，王朔人物以审美形态传达出平民百姓对非平民化经典人文精神的一种厌倦和轻视。当人文精神的探寻和传播无视平民生活和世俗欲求时，他们也就对此报之以无视，人文精神本来是从生活实际中升华出来的，但常常凝固为真实人生头顶上迷濛濛的云霓，以致反过来隔离人生真态、窒息心灵真情。这时，大众便要求有一种和自己贴得更近的精神话语。王朔的嘲讽，正是从另一个向度上透露出平民百姓重构人文精神的渴求。 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王朔将自己对固有人文精神的批判，寄寓在一伙玩世者、厌世者、弃世者身上，批判又常常过分和偏激，这使得他在多少传达了大众文化欲求的同时，不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他极端得叫人萌生戒心，虚无得叫人难于认同。这时，伏在民众心中强大的人文精神传统，又会被反激，站出来排拒他。大众一方面可能认同他对固有文化精神的某些批判，一方面又不认同这群在文化土壤上肆意践踏的“鬼子兵”。极端和虚无是要付出代价的。极端和虚无的后座力可能将射手本人击倒。这是王朔的尴尬。 但王朔别无选择。在他看来，面对一种很爱面子的文化，不撕破面子是毫无用处的。他只能以撕破自身来撕破固有文化。他和他的形象倒下了，固有文化精神也倒下了——王朔期冀以这种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方式取得成功。他极可能已经失败了，但也极可能在这失败中包含着某种胜利。也许王朔并不自察，在他红色幽默的深处，流的是惨烈的血。有固有文化的血，也有王朔他自己的血。他的轻松何其沉重。 由于拒绝进入人文精神体系，固执地以侃爷、顽主为自己的文化基座，王朔一开始打的就是外线进攻战。他用不着在内线作艰难的自我解剖，一味痛快淋漓地将批判、嘲弄渲泄到固有文化头上。本来不曾拥有，也就无所失落，更谈不上矛盾和分裂。但只要我们把镜头拉开来，便可以看到这嬉皮笑脸背后的混乱和悲哀。作品一旦传播到社会上，就不能不影响别人，自娱的个人责任也就转化为娱他的社会责任。如果说王朔敏锐地感到了固有社会文化和艺术文化的缺陷而去拷问它，不失为一种责任感，那么，他却只能极不负责任地将一伙玩世、厌世的纨绔子弟作为人文精神的替代物向社会推销，这不是混乱和悲哀么？ 王朔的创作还要继续发展下去，但已经存在过的那个王朔将会永远存在下去。 （三） 和王朔不同的是，贾平凹是文人队伍中的一员。中国文化对他的人格、他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他的作品是有文化品位的作品，他是个有文化感的作家。在中国文化中，道与释对他的影响是显在的、流露在文字中的，儒对他的影响倒是潜在的、隐伏在内心深处的。因而内儒外道，以道入儒这种中国文人常有的文化方式也便时时从贾平凹的身上表现出来。他在超逸世外时，常常有儒家入世的冲动；当处在纷繁世事之中时，又免不了有清静无为的想法。这两者都是真诚的。到了《废都》，他要描绘包括儒道释在内的人文精神在这群文化人心中的全面崩溃，要描绘四大文化名人堕落成四大文化闲人（西安话“闲人”和北京话“顽主”近似）的历程，要描绘废都文人心灵的一片废墟，便不能不遭受灵魂撕裂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双重的，既来自对原有人文精神的轰毁，又来自对时下社会风行的一些价值标准的难以认同。贾平凹似乎只有自暴自弃、自虐自残一条路了。 其实，描写社会行为、社会文化、社会精神、社会情绪的边缘化过程，一直也是贾平凹创作的一条内在贯穿线。和王朔不同的是，他关注的不是城市市民阶层的边缘化。《废都》前，他的目光和笔力集中在山乡山民，即文化边缘地区的文化边缘人群身上，《废都》则集中写了文界文人的边缘化。《废都》之前的许多作品的人物，大多是历史典籍不予记载或很少记载的山民百姓，是失去土地、离开了村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的农民、山野兵匪或山林游侠。这些‘化外’之民一直处在社会潮流、历史事件的圈外，只是自在地用自己的远山野情敷衍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因此，此类作品喜欢写逸出主体文化、特别是主体政治文化之外的人生过程、人生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性格命运、心态情态、民俗风习，和感应着这种人生意识的自然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