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接受怀疑。 20世纪是一个多变的世纪，而20世纪90年代，是这个世纪的最后归结和新的千纪年诞生的先声。20世纪的社会风向标标明，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纪的下半叶是由“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并在世纪末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而左右着人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亦从单一的“冷战式的二元对立”，进而到多重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交互整合”。 不妨说，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心之后，决定人类命运已然成为以经济和金融为主轴的“知识经济”的较量，并有可能在“文明冲突”之后走向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对话”。当然，在世纪性的迅速转向中，不仅可以看到经济的迅猛崛起和高度发展，也能看到泡沫现象的不断产生和经济危机的此起彼伏。到了90年代，不仅有亚洲“四小龙”的神话，也有中华经济圈逐渐形成的奇迹，更有泡沫经济消亡之后的亚洲金融风暴。 而在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嬗变之外，文化形态上的“主义”加速更替也是20世纪社会的一个缩影，尤以90年代为烈。本世纪曾经历了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心理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了世纪末，尤其是近20年来，则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旧思想在新世界中迅速土崩瓦解，思想史转瞬之间成为思想家的坟墓史。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扬弃，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抽空挤干。这个巨变时代所有的“主义”在转瞬更替之时，都出现了激烈的论战和空前的大重组大调整。正如经济的膨胀和危机的骨牌效应一样，东西方“新主义”的排行榜也在快速地洗牌和更迭。 当然，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和主义迅速更替的世纪聚焦点无疑是90年代。因此处理90年代的文化问题，是相当复杂而困难的。就我的工作平台而言，并非是要处理90年代中国文化和美学的所有方面的问题，而仅仅打算以“文化研究”的思维范式作为出发点，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去审理90年代中的文化症候和思想景观，关注被各种注意掩盖的真实问题。 一、90年代文化脉动及其阶段分期 90年代中国当代文化精神不仅集中体现在思想学术和语言学转向上，而且也表征在文化批评、当代传媒和文艺美学上。对这一转型发生的历史语境、基本走向和价值归属进行研究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90年代在不同的人那里可以分为不同阶段，但在我看来，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思想转型的初始阶段（1989—1992）。从1989年到1992年中期，气功热成为民间意识形态，而与中心意识话语共享民间意识空间。事实上，就思想资源而言，90年代紧接80年代思潮而来，尤其是1989年后整个政治转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得90年代初期思想处于一种低调状态，所以，将1990—1992年称为思想沉闷时期，大抵不会有错。其特征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心化，政治两极情绪化，学术回归古典化。这一时期，不少学者退回书斋闭门读书，民间出现了罕见的气功热。因此，有人戏称为“气功意识形态”时期。 多种价值的骚动阶段（1992—1997）。其中每一年又显现出不同的光谱。1992—1997年无疑是90年代的主体性构成。这几年，思想进入多元开放范式，经济进入全民经商模式，文化出现世俗骚动和个体化倾向，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充满欲望活力，充满机会和刺激的“场域”。每个人、每种思想、每种活法都在这历史瞬间转换的舞台上，匆匆往来尔后迅速消逝。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了新的历史契机，即由意识形态情绪化转向了商品经济，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骄子。因此，似可把1993—1995年的经济暴热称为“商品话语与大众媒体的狂欢时期”，其特征为：经济上商品具有政治话语的权力，横向挪用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文化上全面张扬欲望，反现代性和反现实主义性，同时全球眼光与本土意识的萌发；文学上出现迷惘的文坛与困惑的创作批评，文学商品话语文化媚俗化，批评主体解体，传统文学主题失效，读者群体的分化，文艺标准失落和规范失序；思想上是多元观取代了绝对主义观，开放多元的心态取代了焦躁的二元对立心态，其结果是话语空间拓展和自由度变宽。 1993年在文化坐标上是“欲望膨胀”和“价值倾斜”的一年，是政治沉重感被经济腾飞感剥离的一年。一大批边缘人和淘金冒险者敢为天下先，一夜之间走进了先富起来者的行列。而后富或后不富者们则沉醉于“是否应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应当让谁先富起来”的无尽争论中。社会经济秩序失衡，暴富和捞一把成为1993年最大的金钱想象，而政治想象和文化想象终于让位于金钱想象这位后来居上者。文人们只能退守蜗居，打出了重建学术规范的旗号，而与经济热潮划清界限。其中，面对下海的引诱和拒绝的痛苦，面对金钱世界的无力感溢于言表。有些文人在金钱股市“热”与学术规范“冷”之间选择了第三条路，即性文学热——以《废都》为排头兵的陕军东征。 1994年实为“文化论战”的一年。人文精神的大旗分别由作家“二张”和上海学人开始高举，其争论的实质在于当代人在“现代化陷阱”和“现代化神话”之间何去何从。张承志选择了“荒芜英雄路”，张炜选择了“我宁愿不要这样的现代化”，上海学人选择了人文理想精神。而争论的另一方（二王），则在现代化神话下，无所顾忌地走进了利益驱动的现实原则，为社会的每一点进步叫好，并批评注重价值坚守的人文精神的保守落后。但是，这种文化论战的力度只能仅仅限于文人世界，因为对现代化的陷阱的争论，并不影响雅皮士、文化商人、反文化英雄们在所谓信息公路上满地遛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