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中，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有一种危险：容易将学术动机与情绪动机混而不分，并进而将情绪动机扩张为某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现代新儒家、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文明冲突论，如此等等的讨论实际上已为倡导古文论的现代转换罩上某种“浮在面上”的互文性语境——不管上述种种“主义”实际的真义是什么，横贯其上的基本情绪仍被不少人领会成一种田园牧歌式的返古情结或种族中心主义的现代表达。 关键是，在这种情绪性领会中，倡导古文论现代转换的学理根据是被淹没的。似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中西古今之争以后，又来了一次复古主义的老调重弹。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深厚历史背景中重新审视古文论现代转换的学理根据，明确转换的学术目标，并确认在理论上所应持有的态度和分寸。当此20世纪行将结束、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讨论，才有希望摆脱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切实开拓出中国现代诗学的独特言路。 一 古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论主张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由于文论的转型是从属于整个文化转型的，因此得先从文化谈起。 关于肇始于“五四”前后、持续近百年的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学界多有讨论。可能有很多种转型观。然而从学理上看，此次转型最重要的不是细节性思想、观念乃至语言方式的变化，而是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性切换。宽泛地看，中国古代也有所谓文化转型，例如许多学者所提到的魏晋时代。但那种转型，只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变化，比如魏晋之从经学到玄学，从王道论到人生意义论，从儒学到佛学等等，而不是文化之整体知识系统和知识质态的全面切换。古代的文化转型（如有所谓转型的话），其转型前后的基本知识质态和知识系统的整体构架都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本土传统知识能在转型之后沿其学理繁衍发展。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与此大不相同。兹略述如下： （一）知识质态的变化。如所周知，现代转型之后的知识是以西学为标准的现代知识形态（它直接就是现代西学的输入）。在此，知识的性质和知识合法性的信念已发生根本性变革。按科玄论战中胡适、丁文江等科学派人士的意见，按现代中国大、中、小学教育通行的各科系、各学科门类的知识内涵与知识标准，中国的传统知识几乎除清代的实学而外其实都不能算作是知识的，至少不是严格的知识（科学知识）。迄今为止，传统知识的许多研究者仍众口一词地称古代的知识（比如天文、历法、方技、心性学、王道论等等）为“前科学形态”，甚至连“前科学”也算不上。1923年，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提出一个以西方知识谱系来整体切换中国传统知识的“新人生观的轮廓”：“（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2 ）根据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3 ）根据于一切科学， 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活世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 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注：《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胡适新人生观的大纲一共10条。胡适称，“这种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实际上，从知识学上看，胡适的方向就是20世纪中国知识形态演变的历史方向。以种种具体的科学连络为新知识网，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自然、社会、精神等各领域各门类的系统“科学”，并最终汇拢而为体系性的“人生观”和中国现代文化之整体建构。这并不是胡适等人的梦想，而是中国近百年文化转型所演化成型的事实。Science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要主题表明这一点， 中国整个教育体系的全盘西式教育表明这一点，现今各文化领域通行的“知识”乃至日常语言中的“知识”也都表明这一点。在此，最重要的是关于知识合法性的信念。按胡适等人的意见，一切可靠的东西都要从科学而来。“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还有什么办法？”（注：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努力周报》第48期。）科学上升为检验一切合法性的权威。事实上科学上升为真理，上升为绝对可靠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代名词，也不是仅胡适、丁文江几个人的信念，而是为20世纪的中国新文化所培养起来的、包括学界、政界、商界乃至市民大众在内的基本信念。这种信念是如此之强大，以至“科学”已走向它自身的反面，常常由理性精神变成科学崇拜。在许多明显不能由科学提供合法性论证的领域，比如在政治、道德、法律等领域，人们均不惜假科学之名以为支撑。而一旦宣布科学为唯一合法的知识， 同时就宣布了中国传统知识的无效。因为Science的知识是这样一种知识：它以理性为人性基础， 以逻辑实证为论证手段，以精确的分析性概念为知识内涵，并以逻各斯座架下的论域划分为谱系背景。它与中国传统知识具有根本不同的知识质态。 这才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过去的文化转型是新观念加入或改造旧观念，而20世纪的转型是新知识取代旧知识。旧知识之被取代而不是被加入或修改，是因为这种知识质态不行了，它在知识质量和形态上就不是科学。不行的不是旧知识中某些观念过时，而是这样的知识本身。由于科学关乎民族的存亡，新知识的提倡者可以用严厉的科学尺度将固守某种传统精神的人宣布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可以将认为科学不能证明价值、证明人生观的人宣布为“玄学鬼”。也是在这种新信念背景下，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评点式文论才被切换为“文艺学”， 切换为照搬西方文艺学定义的“ Scienceof literature”，才会有中国20 世纪文艺研究的整个科学化（西化）历程和“科学的文艺”乃至“科学的汉语”（汉语现代化运动）的呼声与实践。顺便说一句，现人新儒家所谓“传统文化在五四之后的断流”，也应当是指知识谱系的切换而言。如果要说传统文化内在的精神、气质、观念等等，并不是那么容易“断流”的。即使到了20世纪末中国已经非常西化了的今天，大部分中国人的行事心思仍然是中国人。 （二）知识谱系背景的切换。知识质态的变化是具体知识内涵、形态的变化，而谱系背景的切换则是整体知识体系背景的转型。看旧学关于经史子集的划分，看《四库提要》关于中国传统文献的系统分类，乃至看《太平御览》关于传统知识的子目部类的排列，我们看不到今天大学文、理、工各科系学科分类的影子。现代科学各领域细密的学科划分乃是基于西方整个逻各斯座架下学科分类的严密的逻辑分划背景：它在将一切现象均视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把人类知识域先行分划、确认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精神科学等逻辑理念域，而后各门学科在各自的逻辑理念域纯化概念，形成规范，并累进性演化知识。这样的知识谱系背景注定整个近代西学知识具有先天的逻辑分划图式，因而也注定了在此分划背景下的所有所谓“科学知识”只能是分析性的。分析性确保科学知识的精确性，而谱系系统的逻辑划分为保证具体知识之分析性品质的形上根据（它为知识之逻辑内涵划界）。诚然，“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为根据，因而必然是具体科学。但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然在筹划之展开过程中通过它们的方法而专门化为特定的探究领域”（注：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孙周兴编选《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3页。）。 表面上，各门学科知识之为“特定的探究领域”，其知识都是非常具体而精确的，实际上各学科之所以能具体而精确，乃是因为它在背景上“以对一种限定性的对象区域”的逻辑划分为前提。而这种划分的逻辑图式以及这种图式在总体上如何看待物，如何“研究”对象以至在此研究中会得出何种质态的结论（知识性质）已预先决定好了：它背靠着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
